北京赛车

10年前我开始学习中文，对外国人来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但我觉得汉字非常有趣，所以“读”“写”学起来相对较快，但“听”“说”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有人说，中文学习要达到能够灵活运用的程度，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我也已经坚持了10年。

在我看来，西方可以从中国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学到的东西，就是回顾并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在新的时代中创造新的价值。

北京赛车旅居中国十余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薄国强(Roland Boer)时常向朋友这样介绍自己，“在中国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澳大利亚人”。作为学者，他习惯以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传统文化发展，观察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动。

薄国强：当前有一种趋势，世界上有些地方受一些西方国家的影响，用“非此即彼”的思维看待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要推进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推翻既有的传统和传统文化。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中国人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根据具体实际进行扬弃。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越来越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使其茁壮成长。

西方多重危机的根源之一是文明优越感。如今情况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尽管很多西方人仍然喜欢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审视内部、反省自身，正是这样的处境推动人们更愿意进行对话、沟通交流。当人们无法独立解决问题时，可以尝试向他者求助，“我们可以向你们学习什么”，反之亦然。

薄国强：当前，西方正面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危机，一些已经被遗忘的西方传统价值观对于解决危机有所裨益。例如“爱人如己”“凡物公用”等西方经典中的价值理念，现在却被弃置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占有性个人主义。

我听从导师的建议，2013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过去11年来，随着我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我的学术之旅也发生了变化。

这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展示了中国悠久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不同民族、地区对于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中华文化具有多样性，又在多样性中保持了统一性。各民族、各地区在发展独特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对文化的整体认同作出重要贡献。

薄国强(Roland Boer)，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兼职教授，入选2023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曾在挪威、芬兰、丹麦、格陵兰、俄罗斯、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担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宗教批判理论。

薄国强：我第一次来华是在2007年，此后往来中国越来越频繁，每次停留的时间也更长。大约5年后，我的导师对我说，看得出你对中国的事物很感兴趣，但如果想更好地了解中国，就需要来这里工作。

东西方文化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并欣赏彼此？如何保持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动力？近日，薄国强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多年在华经历，解答上述问题。

因此，我对中国历史做了很多研究，并试图向外国人阐释中国的历史和发展。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身份认同，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多年来，我做学术研究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使用原始语言进行研究和学习。这是我开始学习中文的动力——我必须能够用中文读懂原材料，并理解它、研究它。

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延安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去过3次，当地的生活非常淳朴。在我看来，要了解新中国，就需要去延安看看。在延安，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基础。

这些年来，我个人感受最明显、也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一股内在的力量贯穿在中国的文明、文化和人民之中——勤劳。中国的学生等青年群体也是如此。他们非常勤奋，永远不害怕面对新事物，不惧挑战，我非常钦佩这一点。

最初我研究西方文化和哲学，后来学术兴趣开始“东移”，关注西方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因此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者“相遇”的核心要素正是辩证。

薄国强：我去过西藏、云南、广东、广西、四川、黑龙江、陕西等很多地方，欣赏了各地的戏曲、歌舞等艺术文化，参观了很多博物馆。从人们的日常交谈到写作方式、学术话语，引用中国古代名言、典故的表达方式随处可见。中华文化蕴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以强有力的方式延续至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辩证的思维方式。无论是早期儒家和道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是“阴阳”等哲学观念，都在用一种全面、辩证的方式看待世界。

近年来，薄国强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研究领域，出版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国人的指南》《恩格斯：社会主义治理的基础》《掌权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治理的历史和理论》，开展“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研究项目。

中国的做法值得西方借鉴。不是简单粗暴地抛弃传统文化，而是扬弃，有扬有弃，在新的语境下，辩证取舍、革故鼎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中生发出新的文化和价值。毕竟，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成就。

实际上，东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有着共鸣和联系，例如西方的“凡物公用”和中国的“天下为公”等。世界正快速发展，东西方思想家可以就传统价值观中的共通点展开更多讨论，我认为这是富有成效的工作。

保持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动力，离不开年轻人的参与。他们是继往开来的关键。凭借创造力，年轻人可以从历史和传统中找寻新的方法，创造新的文化，并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发展，创造文明新形态，形成连绵不断的动力。在这方面，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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