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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李超就在一次“古都行”中意外发现了一件制作精美的石斧，十分难得。这次意外的经历也让李超更坚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王佳音记得，去年上半年调查发现的遗址时间偏晚，下半年她计划重点搜寻早期的打制石器，于是专门选拔了旧石器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参与调查。首师大研究生苑晓亮的加入确实也提速了王佳音团队的发现——找到了不少早期的打制石器。

行动计划包括“信仰行”“红色行”“古都行”“文艺行”等7个板块，今年是行动计划实施的第二年，项目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其中，“古都行”旨在为北京高校学生参与文物研究、现场考古、博物馆研学搭建平台，同时调动高校学生力量，助力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

王佳音说，这样的田野考古调查有三个特点，一个是面积广，需要调查者根据人类的活动规律，沿域内主要河流的流域进行全方位的踏查(实地查看)；另一个是时间跨度大，此次早期遗址调查主要关注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但由于房山区战国、汉代的遗址数量也十分丰富，所以调查时也会兼顾到汉代的遗存，这一下就是数十万年的时间跨度；第三个特点是调查要细之又细，需要在耕地、林地、地层中寻找遗物，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即便很多时候田野调查一无所获，王佳音也会跟同学们分享：“没有发现，其实也是一种发现。”王佳音说，没有人类遗存，有可能意味着这个地方本身不适合人类居住；也有可能意味着地貌环境的变迁使得人类遗存难以发现。只有综合分析其背后的自然和人为原因，才能找到真正的分布和埋藏规律，理解古人类的生存策略和土地利用模式。

一天，调查组行进到一个山口，从地形上看，正好是河流拐弯处的一块阶地，按照人类活动的规律，可能会发现遗址。果然，在阶地上的林地里，调查组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这意味着有人类活动的痕迹。通过钻探，调查组确认这里应为一处未登记过的遗址。王佳音当时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片以春秋时期或者战国早期为主的聚落遗址。

但不少遗址为早年调查发现，存在地理文化信息不详、周边环境变化较大的情况，所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于2023年起对房山区早期遗址再次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参与“古都行”的学生正好有机会加入到这项持续的调查中。

和同学的讨论，对王佳音也很有启发。发现石器后，苑晓亮会提问，石料是哪里来的？如果发现部分石器的石料与周边的石料不一样，而是来自于更远的地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当时已经存在交易、贸易，抑或意味着当时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大。

田野调查有一定的专业门槛，“古都行”学生的加入壮大了王佳音的队伍。在经过几天的实践后，她通常会让学生作为小队长带着几名技工单独成为一支调查队。那天，王佳音还在记录这处新的遗址时，在附近的李超给她打来电话，请她赶紧过去看看自己的发现。

跟着王佳音进行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让这位首师大的研一学生重新认识了书本里的知识。她说，学校里的知识都是模块化的，青铜和玉石是不同的课程，陶片和石器分属不同的年代，但在田野调查中，它们成为了一个有机体，在广袤的大地中，她必须调集自己全部的专业知识，快速整合，形成知识到现实的映射。一种文化的自信也油然而生。

“尤其旧石器晚期的打制石器，非常细小，很难发现，如果不细心就会错过。”王佳音说，发现遗物后，还需要通过剖面和钻探，辨识遗物埋藏的地层，有的土质土色差异并不大，只有细致观察才能够分辨。

每年的3—5月、10—11月都是考古田野调查最好的时机。王佳音负责的一个重点项目是房山区早期遗址考古调查，她介绍说，这个项目主要是对房山区拒马河、大石河和小清河流域内的考古遗址进行再确认，并进一步发现新的遗址。

房山区的考古工作开展年代较早，已发现发掘了一批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遗址，建立起较完善的人类演化、文化发展和环境演变序列。尤其是近年来琉璃河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明确了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

考古田野调查并不总是有重大发现，但田野间的行走总有其独特的魅力。一路看着考古节目长大的李静，今年终于有机会在“古都行”中触摸到时光留在地理空间里的痕迹。

李超和苑晓亮的收获正是北京市面向首都26所高校开展“‘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的初衷——充分发挥北京厚重文化资源，促进首都高校人才培养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双向互动、双向赋能。

星光彩票快3一项名为“‘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的“古都行”实践，直接把首都高校一些考古系大学生送到了考古田野调查的现场。

去年下半年的田野调查，王佳音的团队在一处原先登记为战国时期的遗址发现了不少打制石器，这意味着可以把这处遗址的年代往前推，“大约能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王佳音说，相当于往前推了几千年。

王佳音赶到一看，是一枚磨制得特别精美的石斧。这算是田野调查中特别难得的发现，也是去年上半年王佳音团队发现的最精美的一件石制品。

以旧石器考古为研究方向的首师大研究生苑晓亮也在“古都行”中作为“临时助手”参与了房山区早期遗址考古调查，和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王佳音一起定位了新的早期遗址，是那次田野调查中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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