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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卢宇泽回忆，叮当可能是乒乓球圈最早的球迷群体之一，大家通过贴吧、QQ群沟通联络，2013年便陆续推出了球迷服、台历等周边，多为球迷会负责人自掏腰包、为爱发电。

据新京报记者观察，在里约奥运会的前几年，无论是乒乓球还是女排、跳水、游泳等项目国家队回国，接机的球迷数量最多也就几十人，人少时还没有队员、记者数量多。

当越来越多的运动员破圈，很多运动项目的关注度得到明显提升。从某种角度讲，这确实有利于项目的整体发展，但畸形饭圈文化的侵蚀也不可忽视。

2016年8月20日，在里约奥运会上斩获4金2银的中国乒乓球队载誉归来，近千名球迷聚集于首都机场T3航站楼国际到达口。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机场方面安排了数十名安保人员，甚至封锁了部分电动扶梯，以确保国乒队员顺利抵达接送车辆。当队员们出现在国际到达口时，很多球迷一拥而上，不少队员在教练、安保人员的护送下，一路小跑着离开。

早在2021年10月，中国奥委会曾发表声明，提到个别粉丝在机场等公共场合出现拉扯、推挤运动员的过激行为。樊振东、王楚钦等运动员也曾多次发文，谈及跟拍、代拍等饭圈不良风气，呼吁大家尊重彼此的隐私，保持距离。

前些年，“黄牛”会公开售卖运动员的身份证、手机号信息，部分软件可以通过以上信息查询到已订航班或高铁。即使运动员开启“行程保护”功能，“黄牛”也能通过内部渠道查询到具体行程，转而售卖航班、高铁信息。运动员身份、航班信息的售价有的几十元，有的上百元，其中也有“假黄牛”浑水摸鱼，收钱后直接玩消失。

随着宁泽涛的退役，刘敏早已不是应援会负责人了。在她看来，前些年的体育饭圈行为，虽有线上非理性的应援行为，但起码大家在线下观赛时比较守规矩。刘敏认为，运动员的身份比较特殊，不太可能利用经纪团队、安保人员等维护行程安全、制止过激行为。她建议，是否可以根据运动员的粉丝规模大小，由国家队出面为运动员配备团队或者工作人员，在运动员出行时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

一位运动员一般不会只有一家应援会，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不同应援会起初会为“谁是最权威的官方应援会”吵得面红耳赤，类似的争端后来发展至线下。举例来说，当运动员参加商业活动时，从到场的粉丝数量、易拉宝数量到周边的多样程度、应援气势，不同应援会会憋着劲一较高下。

此外，部分自媒体、营销号的赚钱模式更是五花八门。通过代拍购买照片，通过画师购买Q版画像(漫画的变形夸张形式，特点是头大眼睛大)，既可以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吸引流量、增加粉丝，也会制作成钥匙扣、台历等周边售卖，价格大多在几十元至近百元。有的自媒体还会在接机、比赛现场等场合直播并接受打赏，而直播账号的橱窗内基本都是自制的周边，部分周边的售出数量可以达到上千件。

最初，贴吧是体育迷的主要聚集地，大家通过发帖和评论，分享运动员的点滴，并加入不同的QQ群，组成各自的圈子。随着粉丝越聚越多，QQ群的形式得以保留，但发声的主阵地逐渐转移至微博，各大粉丝群体开始争夺话语主导权。

卢宇泽刚成为丁宁球迷时还是中学生，如今已走上工作岗位，集体观赛、办生日会等都是很美好的回忆，还在应援会内认识了很多朋友，正向反馈多到数不清。对于目前互撕谩骂、“大粉”带头攻击、花大价钱追星的行为，卢宇泽直言是“乌烟瘴气”，“不排除有的粉丝因年龄较小、被错误引导等因素，希望他们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能理性追星，一定要给运动员足够的空间。”

作为国乒队长马龙的球迷，宋雪宁曾有一段时间主动翻译国际乒联官网上有关马龙的文章，然后分享到社交媒体上，也曾到线下直播一些没有公开转播的马龙比赛，她想以类似的方式支持运动员。而面对如今社交媒体上的刷量控评、恶意攻击、互撕谩骂，她只能无奈地表示，“太过疯狂，不知为何演变成这样？”

刘敏当时主要负责与票务公司联络，为应援会的粉丝集体购买门票，尽可能将所有的粉丝聚集在一起。应援会提前制作了大量应援周边，只要购票观赛，无论是不是应援会成员，都能领到基础款的礼包(贴纸、扇子等)，应援会的粉丝领到的礼包更丰盛，部分经济条件好的粉丝还主动给应援会赞助经费。

在“追星代拍周边中转”的超话内，“接XX到达dp(代拍缩写)，可fo(直拍英文缩写)可视频”等信息也不在少数，有人会注明代拍的相机型号，配上以往拍摄的图库、视频截图，甚至还会为不同的视频画面附上具体的文字说明。

对于“社交媒体的集体留言转发、刷评论区”的行为，梦梦非常不解，这让她感觉体育圈变了味儿。面对CP粉的各种离谱操作，她更是深恶痛绝，“看球很多年，这两年的观赛体验越来越差。”

从事体育新闻报道多年，在新京报记者的印象中，2016年以前，运动员与体育迷之间的距离、互动程度保持得“刚刚好”。每逢国字号队伍出征、载誉归来，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公寓外以及首都国际机场，也会有部分体育迷在场，但应援方式仅限于说一声加油或恭喜，最多送一束鲜花，求合影、签名的人都是少数。

求购者中既有粉丝，也有自媒体、营销号，照片既可打包售卖，也可根据预览图自行挑选，甚至能够独家售卖(代拍不再转卖他人)，视频则根据长度、质量、角度等因素定价。代拍的整体价格并不固定，一次接机的照片打包售卖大概在两三百元，如果有CP同框，价格可能会高出不止一倍。

当时的乒超联赛上座率并不高，主场甚至会向球迷免费赠票。即便售票，价格也很便宜，不仅能在上午观看运动员的训练，赛后也能近距离向运动员要签名、合影。“叮当”球迷会曾为丁宁举办生日会，丁宁主动提出，每一位球迷都能合影、拿到签名照。

正是从里约奥运会开始，多个项目的运动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喜欢运动员的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迷，原本对体育知之甚少的粉丝大量涌现，规模越来越大，更多的应援组织也应运而生。

当某个饭团(粉丝团体)支持的运动员“遭受不公正待遇”时，大粉(有号召力、影响力的粉丝)会带头在社交媒体上控评(用统一文案控制评论画风和方向)、刷转发量，更有甚者会攻击其他运动员、裁判员、俱乐部、国家队甚至有关部门，进而演变成不同粉丝间的互撕谩骂。

至于愈演愈烈的饭圈乱象，宋雪宁认为，从运动员的发声到媒体的引导，都非常重要，如果条件允许，应援会的建制、运行也应得到规范化管理，“球迷就是球迷，希望给运动员自由空间，专注于赛场。”

若将时间回溯至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后，畸形饭圈文化距离体育领域还很远。体育饭圈化到底何时起变得不可控？又在哪些领域严重影响到运动员的比赛、训练甚至日常生活？其中的原因、细节纷繁复杂，但并非无迹可寻。

体育破圈早有先行者。2004年雅典，刘翔破奥运会纪录夺得男子110米跨栏金牌，举国为之沸腾。在首都国际机场走下专机后，时年21岁的刘翔被媒体的“长枪短炮”包围。彼时，一脸青涩的他在简短接受采访后，瞅准空隙一溜小跑，轻松跨越停车场的矮护栏后，消失在接机媒体的视野中。

也有粉丝“反其道而行之”，由于同时喜欢两位运动员，各种CP粉(CP为英文couple缩写，意为情侣或一对)组织应运而生，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创建专门的账号，分享相关照片、视频，还会在各大评论区发表“洗脑式”言论，有的粉丝创作同人文(指包含CP元素的二次创作)广泛传播。

梦梦则更希望线下观赛氛围回归竞技体育的纯粹本质，“大家喜欢一个项目、一位运动员，主要目的应该是为生活增添乐趣和正能量，而不是在观赛时影响运动员的发挥，故意搬弄是非让舆论发酵，我们应该给予运动员更干净、舒适、安全的比赛环境。”

里约奥运会，张继科、马龙、丁宁、李晓霞等队员，甚至被球迷冠以“不懂球的胖子”之称的刘国梁都圈粉无数，这才有了难得一见的千人接机场面。在当届奥运会上，郎平、朱婷、吴敏霞、傅园慧、林丹、苏炳添等人都是各自项目的明星将帅，一时间受到外界热捧。

作为体育圈资深粉丝，吴可昕告诉新京报记者，代拍也是类似的“盈利模式”。获得运动员行程信息后，不论是机场、酒店，还是训练场所、比赛场馆外，只要是能拍到运动员的地方，代拍者会先拍摄照片或视频，然后将素材打码或模糊化处理，紧接着迅速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公开叫卖。

从雅典到北京，从伦敦到里约，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刘翔可以用他标志性的跨越动作躲过外界的干扰。但后来的运动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运动员的粉丝基数、规模越来越大，有效的管理便越难实现。当恶意满满的言论失控之际，社交媒体上的撕裂感也越发不可收拾，向体育领域侵袭的饭圈文化，成了运动员难以跨越的“铁栏杆”。

在刘敏的印象中，当时的应援氛围还很和谐，年龄较大的粉丝制定大方向，年轻的粉丝也很遵守秩序。为了表达应援会的诚意，她们还向宁泽涛的队友、赛事工作人员和记者赠送部分纪念品和手写感谢信。

“我是XX的球迷。”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大部分人更习惯这样自我介绍。在他们看来，运动员对应的是体育迷(球迷、游泳迷、跳水迷、冰迷等)，与饭圈有一定的区别。

宋雪宁记得，某次乒乓球全锦赛线下观赛时，她看到很多国家二队甚至省队的队员都拥有了球迷组织，会给现场观众免费发放应援手幅等周边，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观众支持她们喜欢的运动员，这是好的一面。

其实，在机场等公共场合做出拉扯、推挤运动员等过激行为的也不全是粉丝。吴可昕透露，跟拍、代拍拉扯、推挤运动员是为了好的拍摄角度，还有人是为了索要签名而不管不顾，不管签在什么地方，都能拿出去售卖。

以樊振东的遭遇为例，其身份证号曾被恶意传播、行程信息被泄露，名下手机号收到骚扰谩骂信息，还多次遇到跟机、代拍等严重侵犯隐私行为，甚至有人非法侵入其酒店房间。以上饭圈陋习甚至违法行为，有的是个人极端行为，也有个别自媒体、营销号为赚钱故意为之。

新京报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查询某些运动员的关键词，售卖商品大多是签名物品，亲笔签名照的价格从15元到100多元不等，签名球拍售价大多在200元至1000元，天价签名球拍则高达数万元。有商家特意注明：“所售均为明星本人签名，可随意对比官方字迹，笔迹可用酒精擦拭。”该商家还做出了“保真”承诺：“本人娱乐传媒公司工作，经常参与明星见面会、商业代言等活动，工作关系拿到的，绝对保真。”

卢宇泽喜欢上丁宁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丁宁的决赛失利让当时还在上初中的她印象颇深，并就此成为一名叮当(丁宁球迷的昵称)。彼时，国内赛事并不多，与运动员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卢宇泽首次见到丁宁是2015年的乒超联赛，她在妈妈的陪同下赴现场观赛。

刘敏成为宁泽涛粉丝的契机便是里约奥运会，她起初只是觉得宁泽涛的个人气质、外形条件好，成绩也比较出色。加入应援会后，刘敏很快成为负责人之一，并迎来最重要的一次应援活动：2017年天津全运会。

梦梦曾是一位乒乓球专业运动员，2013年的直通巴黎世乒赛首次关注到樊振东，成为“小胖”的球迷，过去十余年曾多次线下观赛。今年4月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梦梦再次赴现场观赛，场内外的部分饭圈乱象让她忍不住吐槽。

进入比赛场馆前，场外不乏国乒队员的CP粉，“领应援周边即认为该CP为真”的宣传口号让梦梦十分不适。场内粉丝的部分不文明行为，也让梦梦非常无奈，运动员发球时有加油声干扰比赛，固定位置的闪光灯不时出现且多次劝阻无效，不同粉丝间为争加油声高低进而出现争吵、谩骂甚至攻击运动员的情况。

“虽说很难杜绝粉丝跟拍、追车这种极端行为，但这种保护运动员的‘私人订制’，起码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隔离效果和震慑作用，以免让他们受到更多打扰和侵害，毕竟运动员是体育项目的核心资产。”刘敏补充说。

大中华彩票在线第一品牌种种饭圈乱象已让体育领域深受侵害，乒乓球项目更是成了“重灾区”，国乒主力队员樊振东、王楚钦不堪极端粉丝的骚扰、跟拍，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希望大家能尊重彼此的隐私”。

宋雪宁称，自己在线下见到运动员时，能够冷静地保持距离，但确实有很多疯狂的球迷做不到这点，也多次见到过跟车、追车等行为。

在丁宁退役前，卢宇泽也曾多次参与接送机，用自带的相机为丁宁拍照，“当时会有人给我私信，问照片卖不卖，我心想这有啥可卖的，也没搭理过。”作为球迷，卢宇泽不知道也想不通这背后的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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