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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峰宇：中华文明的宇宙观流传至今，既体现了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探索，更映现了理解宇宙万物之道的生命智慧，这种哲学思考至今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就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古代思想家用阴阳太极等观念解析宇宙的基本存在形式，理解人在时空中的位置。

臧峰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并在其实践转化中成为独特的文明创造。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秘书长、全国应用伦理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版有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文本语境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研究》《通往智慧之路》等，译著《不同的路径》《恩格斯传》等。

及至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人们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举贤任能，“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观察世界，探知四时变化的规律。炎帝尝百草、黄帝播百谷、嫘祖养蚕缫丝、伏羲创画八卦，在祭祀等典礼仪式中沟通人神关系，了解“天下之动”“天下之志”，以心性修养通达天意，从而“与天地参”，从中可见中华民族早期的一种文明观念。

中华文明是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的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与古为新，不仅继承古代传统，也继承近代传统，既走向历史深处，也从历史深处走来。今天，我们应深刻理解“两个结合”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关联，更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完)

臧峰宇：古代先贤认为，宇宙广阔无垠，虽千变万化，然天行有常、循环有序；宇宙承载世间万物，万物禀性各异、生生不息；人居于宇宙的中心，“圣人”明道，引导世人合宜处事。由此形成一种宏大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应当“参天地之化育”，效法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由“内圣”而“外王”。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体现了天时、地利对农耕文明的重要影响，强调人与自然是休戚相关的整体，道法自然，按自然的规律生产生活是其中应有之义。

早在蛮荒时代，中华先民就开始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山海经》等神话文本中看到古人对宇宙的最初认知。在古代神话世界，民智未开，先贤既赞叹万物之神奇，又想探求宇宙之奥秘，解释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

yoboo手机版由中国人民大学等主办的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南平举行。22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以“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为题，在武夷山朱熹园开讲中华文明讲坛第一讲。

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中，保护自然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乃天理所应然，符合世间万物发展的规律。二者也都强调自然对人而言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与自然和解，呵护我们生活中的绿水青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生活。

盖天说和浑天说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多有体现。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家的宇宙观在16世纪后期传入中国，强调日心说、大地球体的宇宙观更新了中国人的观念，也使人们从比较视野理解不同文明的宇宙观。今天，关于宇宙如何形成的科学研究日益精细，有很多数据和科学论证告诉我们宇宙由来的历程。

关于宇宙的理解，不同民族既有相似之处，也体现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体现为一种有机的整体，古代先贤将生生不息的宇宙看作是有条理和运行规则的，体现为新生与旧生、此生与彼生交织而成的生命网络。

《尚书》有言：“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华文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合共生，在长期演化中积累了道法自然、协和万邦、求同存异、和实生物、兼收并蓄等影响深远的观念。诚然，仅靠这些观念及其对象化实践难以构成实现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文化传统对超越现代西方文明的误区具有独特价值。

这种宇宙观强调“与时偕行”，后来被广泛用于农耕、教化、中医、治理和生活习俗之中，发展为不违农时、顺时而为、适时而行的观念。了解时令、物候，方知人情、世故。所以，人们熟知二十四节气，这里蕴含着万事万物的运化变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体现了天地时空阴阳变化的规律。

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认为普遍联系体现在一切事物、现象和发展过程中，世间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及其无穷的层次关系，这种观念在宇宙观中体现得非常饱满。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系统思维方式方面也是内在契合的。

从“两个结合”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有很多内在契合之处。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中，自然对人具有本原的意义，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又如，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强调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认为万事万物在其中生成，草木枯荣反映了自然规律。

例如，《荀子·天论》所载：“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关于阴阳的界定与阳光直接相关，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向日者阳，背日者阴。强调阴阳调和，体现了中国人宇宙观的初始样态。阳光下的生命都有阴阳两面，都是阴阳和合而成的，也都能体验到以阴阳表现的彼此对立或相互消长。

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臧峰宇指出，中华文明的宇宙观流传至今，既体现了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探索，更映现了理解宇宙万物之道的生命智慧，这种哲学思考至今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中华文明的宇宙观来自于古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如昼夜、男女、日月、寒暑、凹凸、方圆、生死，“天地生阴阳”，构成中国辩证法的一种朴素的形式，不是一种正反合的思辨过程，而是一种富于实际精神的矛盾运动。其中蕴含着历史的具体，强调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由此形成的“居安思危”“满而不溢”“知白守黑”等观念体现了辩证智慧。

当然，除阴阳太极观念外，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宇宙还有多种理解。例如，至少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盖天说，强调“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还有浑天说，将大地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球体，认为地球浮于水上，地面上的一半是可见的，地面以下的一半是不可见的，“天球”之外还有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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