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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伍六平时从事AI相关工作，因此他想到了用AI“复活”奶奶。他导入了奶奶生前的照片，制作出了奶奶的动态头像，又将奶奶生前的通话音频导入AI，训练AI模拟出奶奶的声音和语气。他也明白，这样呈现的终究是一个虚幻的影像，“但怎么说呢，只要是能再看一看奶奶，再说几句话也是好的。”

视频中，“奶奶”头发花白，说话时有浓重的湖北口音，像她生前一样“唠叨”。因为非常思念奶奶，吴伍六和“奶奶”聊了很多，比如升职加薪、最近的身体状况等。他说的每一句话，“奶奶”都仔细聆听并给予回应，或是点头，或是眨眼，有时还会发出爽朗的笑声。

第二档是表情捕捉驱动的AI换脸，可以给真人模特换上逝者的形象和声音，进行语音或视频等互动。这种方式比较讨巧，技术不新鲜，成本在千元左右。

“现在还不到谈沉迷的时候。因为AI形象的效果，不管是声音、动态效果还是外貌，都距离完美的人机难辨差得很远。”张泽伟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在很多交互场景中，如果用户问到数字人数据库里没有的信息，数字人要么不回答，要么就会跳转到大模型，根据公开答案回答，“根本做不到沉浸式对话”。

“AI复活”这门此前隐秘而小众的生意，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不断增加的需求同时催生了流水线的生产。在电商平台上，此项服务的价格从5元至上万元不等，价格越高，效果越丰富。除了提供“复活”服务，“复活师”们还在寻找学徒和代理，从而将单一的产业向更远端延伸。

张泽伟是南京“超级头脑”的创始人，他们从去年3月开始涉足AI人像模拟训练、声音克隆等业务，是国内最早一批推出“AI复活”产品的小型团队。所谓“复活”，就是基于照片、视频等历史数据，使用AI技术重现已故人物的声音、影像、行为等，生成与其相似的输出。到目前为止，张泽伟的团队已完成1000多笔“复活”订单。清明节将近，他们每天都会接到四五十个咨询相关事宜的电话。

张泽伟不愿把“AI复活”看作一门生意，但这项业务确实形成了一套流水线般的固定流程。比如，委托者需提前填写表格和约束协议，约束协议用以厘清法律风险，表格内容涵盖逝者的基本信息、相关生平、人际关系和重大事件等各方面。同时，委托者还需要准备一个10秒以上的视频，必须要有逝者的正面，或者至少一张正面照片，再准备一个15秒以上的音频。随后，相应信息会被放入数据库去进行大模型的调试训练，整个制作过程在一周左右。根据用户需求的不同，每个订单收费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

需要看到的是，“AI复活亲人”与“AI复活明星”具有本质区别，前者是逝者亲属主动所为，而后者则是侵权行为。不过，有专家指出，前者同样可能引发道德伦理危机，“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接受和理解这一新鲜事物，不同情感的碰撞下，很容易引发亲人感情方面的伦理风险，影响到对逝者的尊重和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

张泽伟从去年3月开始涉足相关业务，是国内“AI复活”领域最早的一批创业者。他没想到，仅仅一年时间，这条赛道上已经挤满了入局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AI复活”，能看到相关店铺不少，但由于这项服务尚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所以收费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还有人趁势推出了“AI复活师”的教学套餐和代理服务，大有将“AI复活”这条流水线生意延伸打造成产业链的架势。

无论如何，“AI复活”的爆火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技术红利和“次生灾害”或将同时发生。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敬根认为，“AI复活”存在诈骗的隐患，未来大量AI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引发社会负面情绪、导致信任危机。为了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需要系统化、体系化的应对方式。

谈及原因，吴伍六说，是因为自己很难接受奶奶的突然去世。去年春节，奶奶因病住院，不久后病重离世。他在病床前守了半个月，说了很多话，但可惜奶奶那时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吴伍六从小由奶奶带大，与奶奶感情很深，“以前我遇到事都会和奶奶说，现在我也不知道和谁说了，其实我还是很想和奶奶说。”

付出了更贵的钱，却并不一定能得到满意的效果。“最大难点在于数据量。”张泽伟解释，很多年轻人想“复活”逝去的长辈，但可用的素材太少，比如只有一张老照片，或者只有嘈杂简短的语音，那就很难做出来，效果也不会很好。另外，一些情绪不稳定，可能有极端倾向的委托者也可能被婉拒。为了避免一些可能的问题发生，张泽伟制定了一些接单规则，例如关系确认、形象授权等，同时还会进行一定的资格审核。去年至今，张泽伟接到了5000多笔意向订单，但最终做成的只有1000多笔，其中40%左右的订单都因数据不足只能作罢，超过一半的人甚至完全没有亲人的音频资料。

其中最低一档是能动的照片，利用深度学习、图像处理等技术，就能让照片里的人物开口“说话”，此项技术成熟且开源，单次成本可以压缩到10元以内。

耀彩网官网登录首页今年以来，AI“复活”案例越来越多。此前，包小柏用AI“复活”病逝女儿，女儿在妈妈生日时为她唱了一首生日歌；近期，有网友用AI技术“复活”李玟、乔任梁等已逝明星，备受争议。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AI复活”“数字生命”等概念看着很超前，但与智能相比，人工有时候才是“核心竞争力”。比如，为了训练AI语音，有的团队会专门去寻找声调声线和“复活者”很像的人录制语音，这样达到的相似度远高于声音克隆。还有同样提供“AI复活”服务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公司运营成本中，人工才是支出的大头。咨询客户的成功率并不高，但在筛选客户和提供咨询服务上的人工成本不能少。此外，做短视频、投放广告、宣传稿件也都需要大量花钱。

很多人对“AI复活”的初印象，可能是去年清明时B站UP主吴伍六“复活”已故奶奶的视频。当时，吴伍六用AI工具生成了奶奶的虚拟数字人，并和她进行了对话。

有一次，一个朋友联系到他，朋友的父亲意外去世了，全家人一直瞒着奶奶，担心奶奶承受不住打击。朋友问他，有没有可能用AI还原父亲的形象，去给90岁的奶奶报个平安？张泽伟犹豫了。以前，他们做虚拟现实的时候，也接触过类似的需求，但受限于技术不成熟等种种原因，尝试并未成功。“当时内心比较挣扎，技术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张泽伟告诉记者，当他看到老人露出真挚的笑容，以及慈祥、安心的眼神时，他觉得自己在做很有意义的事。

有需求就有供给。自从生成式AI技术出现后，类似服务就逐渐成为一门新兴的产业。早在2017年，HereAfter创始人詹姆斯·维拉霍斯根据父亲生前遗留数据创造了聊天机器人，很快就收到了相关咨询和定制订单，“一开始我没考虑过把它商业化。”他表示，“但一切都变得非常理所当然，这就应该是一门生意。”

张泽伟是机缘巧合接触到“AI复活”业务的。他从2012年开始创业，起先做的是游戏行业，2016年转向虚拟现实领域，创业失败后，2020年他回到南京从事AI相关的研究，主要方向是AI教育。

和吴伍六有相似心愿的人不在少数。记者采访了几位用AI“复活”已逝亲人的体验者，他们都对与亲人“再见一面”有强烈的执念——有的年轻人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却一直遗憾没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有的家庭中年失独，陷入情感泥淖的父母难以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还有的人伴侣离世多年，希望重新见到日夜思念的人，哪怕只是在屏幕上短暂一瞥也能倍感慰藉。

张泽伟对这个行业充满乐观。他认为，随着技术进步，“AI复活”的概念还会持续升级，比起一段视频、一个聊天机器人等，未来还会有数字永生、数字陪伴等更多AI数字人产品出现。同时，他还计划“复制”自己，平时会注意留存各种资料，希望搭建一个更完美的数字人。“我觉得不用把AI这个事情想得太复杂，以前我们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会去翻相册、找视频，现在还能跟他交互了，岂不是更好？”张泽伟说。在他的设想中，“AI复活”或许会和扫墓、鲜花一样，成为缅怀已故亲人的新方式。

不过，很多人仍愿意接受一个存在瑕疵的数字形象。“背后的情感需求太强烈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数字形象不是那个亲人，但他们有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情感释放对象，来帮助他们真正学会放下。”张泽伟说。

此外，“AI复活”同样面临法律的审视。此前，网上“复活”李玟、乔任梁等已故明星曾引起不小的争议，尤其遭到家属的反对。我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第994条规定，死者的肖像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他新搬的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收拾，杂物凌乱地摊了一地。灯没开，阳光透过拉了一半的窗帘照进来，整个房间呈现一种淡淡的暖色。一台刚组装好的电脑卖力地跑着程序，屏幕上铺满了一个人的很多张照片，机箱的灯光闪烁着，风扇时不时发出呜咽的低鸣。张泽伟的手机消息不断，屏幕几乎常亮，持续发出长长短短的震动声。

有从业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数字人领域的头部企业硅基智能创始人兼CEO司马华鹏表示，硅基智能过去克隆了约50万个数字人，但“AI复活”的人数不过几千人，只占到一小部分，至少目前不是看上去那么美好的一个产业。“在探索相关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下来，会发现很多人不愿意把亲人克隆、复制出来。”在司马华鹏看来，阻力一方面是大众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不高，另一方面还有文化和传统的问题。司马华鹏提到，“很多人只是在清明节这种特定的时候祭奠亲人，但是平时要天天这样沟通的话，可能带来的就不是慰藉，反而会加深痛苦了。”

从经济效益来看，“AI复活”也未必是很多企业的首选。“AI复活”本就主打定制化需求，虽然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标准流程，但很难有一个算法可以批量产出，再根据每个人的要求进行微调，投入产出比偏低。有业内人士做过测算，“AI复活”相关业务一年的收入在500万元—1000万元之间，更适合中小型团队涉足。司马华鹏认为，在国内“AI复活”可能是一个天花板不高的产业，相对来讲，数字人领域，无论是短视频、直播，还是大模型加持下的互动应用，都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张泽伟自认共情力很强。有段时间，频繁接触这样破碎的故事，一度让他非常难受，“感觉一下子就体会到几辈子的人间疾苦”，“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都会把自己代入进去”。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张泽伟发现，很多以前印象深刻的故事都慢慢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麻木感。记者采访期间，张泽伟接了好几通咨询电话，简单寒暄后，他先向对方抛出几个基本问题来了解需求，随后快速判断是后续详谈或是婉拒，通话时间一般不超过3分钟，全程表情平静、语调平稳。

渐渐地，来找张泽伟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人是为了向家属隐瞒亲人离世的真相，也有的是为了疗愈伤痛，弥补心中的遗憾。比如，一个从小被外婆带大的外孙女，希望去世的外婆可以出现在她的结婚典礼上。他们根据她提供的素材，还原了外婆生前的音容笑貌，让她的外婆在婚礼上为她送去了鼓励的话。还比如，有个小女孩因为父亲的意外离世有了抑郁倾向，她的母亲很着急，找到他们制作了伴侣的数字生命，最终合力帮助小女孩从抑郁中走出来。

一方面，要加快AI领域的立法；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画出底线和红线的“硬法”固然不可缺位，但为了弥补立法的滞后性，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当前应提倡设立更多的“软法”，即通过行业协会、团体组织等自发制定的规则，产生集体约束力，由此在法律底线之上起到行业监管的作用。

技术不成熟是另一大难点。赵楠（化名）曾花费万元在网上定制了“AI复活”服务，只为弥补没有见到爷爷最后一面的遗憾。赵楠的爷爷于2022年底过世，彼时，赵楠远在英国上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回国，这成了她心中长久的痛。去年，赵楠瞒着父母偷偷定制了爷爷的AI数字人分身，想要“有仪式感地跟爷爷告别”。刚见到“爷爷”时，她很欣喜，但稍后就从神态表情和只言片语中看出了“浓厚的AI味”，让她“瞬间出戏”。“说话的时候，他对我有点太关心了，一直很‘唠叨’地嘱咐我，但他生前其实更偏爱弟弟。”赵楠说。但她还是郑重地完成了这场期待已久的告别仪式。结束后，她删除了这个数字人，并大哭了一场，突然感到有所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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