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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记者，农村男多女少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农村男女人口性别比失衡，男性数量多于女性；另一方面是打工经济兴起，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其中青年女性外出后更倾向于在外结婚，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男女人口数量的失衡，导致农村适婚女性数量越来越少。

何为包袱钱？苗伟解释说，是订婚时男方给女方家里亲戚用红色包袱包的一兜礼品。“不少人视为面子问题，烟至少用中华烟，酒至少要海之蓝，贵重的一个包袱可达万余元。”

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调研报告中，将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的成因归结于“一少一高三低”，即农村适龄结婚女性少、农村结婚彩礼成本高、个人及家庭收入低、学历及职业素养低、对传统婚姻观念认同低。

在苗伟看来，移风易俗符合该村实际需求，但需缓步而行：“就单独一两个村很难搞起来，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得大家一起把这个风气搞好，移风易俗急不得。”

记者采访多位农村大龄单身男青年发现，他们没有结婚的理由各异，但高额的彩礼是大家共同的阻力。有受访者指出，不仅仅是高额彩礼，女方还要求男方在城里买房买车，导致结婚负担过重。

在调研的119个样本村庄中，有51个村的村干部反映当地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占比42.9%，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比38.6%、50.1%和40.3%；在1785个农户中，有825个受访农户认为当地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较为严重，占比46.2%，其中，东、中、西部分别占比38.6%、54.8%和43.2%。

方洁说，“一村一法律顾问”应当以当地习俗为基础、法律法规为依据，推动村规民约完善，实现高额彩礼到低彩礼的逐步转变。而一旦出现因彩礼引发重大纠纷甚至刑事案件，则应及时向相关部门寻求法律帮助，引导当事人寻求法律途径依法解决问题。

“我从二十四五岁开始相亲，现在三十出头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不是不想结，实在是结婚的费用太高了！”来自江西农村的程为（化名）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道，这些年，其所在农村地区仅结婚要的彩礼就从30万元左右涨到了50万元左右，“越想攒钱结婚，结婚‘花销’却越来越高，越来越结不起了”。

单身汉王强来自山东菏泽农村，今年33岁，目前在一家电子厂打工，年收入3万元左右。“从20多岁就开始相亲，彩礼越来越高，名目越来越多，什么‘仨八万’‘三十二万’‘五个九万九’，这几年自己涨工资的速度都赶不上彩礼涨的速度。”

黄振华说，比如在村规民约中增加限制彩礼的数额和形式等条款加以调节。但需要注意的是，村规民约要真正发挥效用，必须得到村民一致认可，且不能违反法律法规。为此，在制定相关条款时，一定要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并通过会议讨论、表决、签字等方式确立下来。

“因为付不起彩礼钱，媒人给介绍的相亲对象的条件也越来越差，有的是二婚带娃的，有的是有残疾的。”王强无奈道，这几年媒人的介绍费用也越来越高，媒人礼钱都花了不少。

“特别是在农村，大家都比较好面子，也容易进行攀比。比如，他家闺女结婚彩礼16万元，我家闺女结婚彩礼为啥才12万元，难道他家闺女比我家的好？”苗伟举例说，就这样一点一点攀比，整体彩礼水平就被逐渐拉高了。

在农村，像程为这样因为结婚费用太高而结不起婚的男青年不在少数。《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结婚除了高昂的彩礼外，男方还被要求在县城买房、买车等，导致出现男青年婚配难现象。

“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主要是女方家庭希望女儿能够搬离农村到县城生活，成为城里人。通过男方在县城买房买车可以实现三方面的转变：一是身份的转变，从农民转变为市民；二是生活条件的改善，过上城市生活；三是通过进城享受县城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后生育的子女也可以在县城生活成长。”黄振华分析说。

ku网页版登录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涉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近年来，部分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愈演愈烈，对当地农村家庭建设和基层社会稳定均产生明显冲击。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显示，总体来看，四成以上的村庄和农户认为本地存在严重程度不同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且中部省份相较于东、西部地区而言，问题更加突出，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呈现出东、西、中地区难度递增的趋势。

在黄振华看来，一些农村地区出现高额彩礼乃至天价彩礼，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目前农村适婚男女数量不均衡，在“男多女少”的背景下，男方为了解决婚姻问题不得不推高彩礼金额。

“作为群众中的‘法律明白人’，应该学习好婚姻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方洁说，可以通过文娱表演、村民集会等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对法律规定、典型案例进行宣传，弘扬文明节俭的现代婚俗；参与村民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结合村民实际情况化解婚姻矛盾；在处理纠纷过程中鼓励群众切身参与，让更多群众感受到抵制高额彩礼的合理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24年2月1日正式施行，开篇便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同时对彩礼的认定、返还规则、诉讼主体等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

他还有个亲弟弟，今年30岁，近些年，兄弟俩的婚事让父母和亲友操碎了心。谈及自己一直没结婚的原因，李龙掰着手指一一列出：自己高不成低不就；工作一般、收入一般；订婚彩礼太高，要30多万元，家里负担不起等。

现实中的挫败感让王强将情感寄托到了网上，去年下半年开始和一位“女网友”谈起了恋爱，对方说不在乎他的经济条件，这让王强很欣慰。“恋爱”中，王强陆续给对方买东西转账，花了8万多元。“突然有一天联系不上她了，亲友劝我报警，警察告诉我这是诈骗。”

李龙所在村的村支书苗伟（化名）坦言，大龄未婚男青年婚配难的主要原因是结婚费用过高。“周边县城彩礼至少十八万八，有的还流行‘五个九万九’，形成竞争攀比关系，这对很多农村家庭而言都是一笔巨款。此外还有‘三金’‘五金’‘一钻’等，女方还往往要求男方在城里有房有车。”

农村男青年婚配难背后的症结何在？如何让村规民约促进乡村青年婚配移风易俗？法治力量如何引导健康婚俗？带着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当前我国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十分普遍，对农村家庭建设和基层社会稳定均产生明显冲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说。

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全国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07.91，显示我国男女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在乡村地区十分明显，农村男性更容易陷入婚配难题。

“农村的社会关系相对稳定，思想观念较为相似，极易受到攀比和从众心理的影响，而彩礼数额往往与面子画上等号，由此催生高额彩礼。”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部主任方洁认为，部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是传统彩礼发生功能性异变的体现，不仅无法起到有效的婚姻规制作用，还引发了诸多彩礼纠纷，影响基层社会稳定。

来自河南商丘农村的李龙（化名）今年35岁，从事蔬菜销售工作。除了日常工作外，他的个人生活与千千万万个打工人一样简单——空闲时间跟朋友聚聚餐，手机上刷短视频打发时间。

至于在部分农村，结婚前女方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买车的现象，黄振华认为，虽然从性质上看买房买车不属于彩礼，但这也是“婚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买房买车的金额普遍高于一般的彩礼金额，对男方来说是很大的经济负担。“买房买车要求的出现与高额彩礼的出现相似，也是在男多女少背景下女方提高要价的一种表现。”

黄振华告诉记者，民法典为乡村青年婚配行为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当现有道德规范不能发挥约束作用时，法律能够起到最后的屏障作用。例如，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对于高额彩礼问题就具有遏制作用。“应加大法治宣传力度，让民法典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让更多的农村青年了解和认识民法典的内容，并自觉以法律要求和导向规范婚姻行为”。

在方洁看来，该司法解释传递出理性看待彩礼、弘扬健康婚俗的法治精神，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今后还可以将乡村青年婚配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在立法中预防化解冲突，实现乡村婚姻家庭领域之良法善治。

受访专家提出，乡村“法律明白人”是活跃在群众中的法治人才队伍，“一村一法律顾问”服务广大基层群众，是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也应当在建设良性、健康婚俗中发挥积极作用。

受访专家认为，部分农村地区适婚男女数量不均衡，攀比和从众心理催生高昂结婚经济成本，导致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愈演愈烈，建议加大推进移风易俗力度，通过完善村规民约等方式治理高额彩礼；弘扬法治精神，通过发挥乡村“法律明白人”“一村一法律顾问”等作用，预防化解涉彩礼等纠纷，依法倡导健康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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