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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既一体同构，又具有鲜明的异质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总基调。汉时西域交错分布着诸多“城国”，城国间族属、人口、风俗各异，对汉廷的重要性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故而汉廷对西域采取了与中原不同的治策。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汉设西域都护作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辅以密切的聘使、和亲、册封等措施。同时诸城邦各有王侯邑长，在听从征调的同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

汉唐是东西丝绸之路贸易极为繁盛的时期，胡汉之间、诸胡之间都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究其根本是诸族经济上的不自足性，诸“城国”受限于土宇局促、气候恶劣、地貌单一等原因，不具备产出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先天条件，对贸易较为依赖。汉使出关往往携带大量金帛财物交好沿路诸国，张骞也曾对大宛王言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唐朝长安坊市间流传“胡人多宝”的说法，诸多粟特商人久居长安。此外唐廷在进行和亲、册封等时往往伴有丰厚的赏赐。唐与西域诸族广开互市，“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经济上的往来互洽带动了西域的地区经济发展，史载唐时轮台、伊吾一带“禾菽弥望”，于阗地区“众庶富乐，编户安业”。经济往来还反映在物种交流上，如石榴、葡萄、苜蓿等自汉时传入内地，菠菜则在唐代出现于华夏士庶的餐桌等。

随着频繁的交流交往，昌明的中原文化对西域诸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汉时龟兹王绛宾因钟情华夏文化，“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唐世史书多有边疆民族向中原王朝派遣子弟求学、请求颁赐书籍的记载，西域高昌等国酋长曾“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各族的质子和留学生耳濡目染中原礼仪文化，返乡后往往成为本国亲唐派首领，率先输诚，对于宗藩关系的加强和巩固起了重大作用。唐时的文化传播政策较为宽松，也较为注重对边疆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对与诸族和亲的公主，也往往要求其遵从对方的“收继婚”习俗，故而时有公主嫁予继任可汗酋首的情况。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强化了西域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渠领共言：“生荒陋地，归身圣化……依唐若父母然”。

唐代完善了以都督府、都护府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针对边疆民族的特点实行羁縻府州制度，以各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以边疆地区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允许世袭；以众多羁縻府州为行政基础设安西、北庭等都护府，授予都护府抚慰、征讨、叙功、赏过的职权，再统一于中央。“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太宗文武圣皇帝，德侔覆载，情深亿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净。”通过册封、纳质、和亲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西域治理大见成效。

在动乱的五代初期，为躲避战争，中原汉人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对契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契丹在政治制度上学习中原汉制，为安抚北迁汉人，专门设立“汉儿司"， 同时在韩延徽等汉人帮助下，兴建城郭、开垦土地。在丧葬、建筑、绘画上，也有唐代遗风。

富彩网welcome唐代大一统政治格局远迈秦汉，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李唐统治者的鲜卑血统，认为是唐政权的内亚草原属性赋予了其超迈前代的格局和能量。这种观点忽略了秦汉隋唐在治边理念、思路和政策上的连续性。从根本上说，隋唐耀眼的边功实际植根于秦汉的治边传统，二者的共性在西域治理方面有诸多体现。

西域位于多种政治势力交汇之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唐在此都设官置守、建立完备的军事体系。如汉朝在此设置西域都护府，提调番汉各部兵马，建筑烽燧、戍堡等军事设施。位于库车的克孜尔尕哈烽燧约建于西汉宣帝年间，汉代西域烽燧与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走向一致，起到了护卫丝路畅通的重要作用。唐时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唐代沿用了与汉时相似的烽燧防御体系。在兵威震慑的同时，为解决戍边部队的军资粮秣，汉唐都积极开展屯田。如汉先后与匈奴五次争夺适宜农耕的车师之地，并设戍己校尉主持该地屯田事务。唐代在东天山区域设置西州、伊州、庭州三个正州，对设县地区实行同于内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实行记口分田并摊派地租、赋役。“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史书明确记载的唐代西域军屯数目有992屯，实际应远不止于此数。汉唐的屯田举措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西域治理的人、财、物力需求。

此后，即便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后，但作为文化共同体，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西州回鹘、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建筑设计、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唐五代时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神灵”。在苯教文献中， 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贡则楚吉杰布”，是苯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也是苯教教主的岳父。藏传佛教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

唐代典章、诗歌、文集中普遍存在“以汉喻唐”的现象，有学者将其描述为唐人的“汉朝情结”，据此可见汉朝历史记忆在唐人心中的深重投影。究其原因，或许正是由于二者间高度的相似性。诚如牟发松《汉唐异同论》所言：“从国力的强盛，版图的奠定……汉唐都无愧于盛世之称……汉唐中隔四百年，其历史演进过程极为相似。”具体到西域治理层面，不难发现二者在观念、制度和实践层面大体都是一脉相承的，唐代积极总结了汉代的经验教训，又因应现实情势对之进行了损益改造，因此在经略范围、治理效度和统治时间上都青出于蓝。西域的个案提醒我们，对唐代的认识和理解不应仅仅关注其时出现的新因素，对其所在的文化传统也应足够留意。

唐之后，这一传承自秦汉、发扬于隋唐的大一统得到了继承。元朝和清朝都是与唐一样跨越草原、中原和海洋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千年间，虽然王朝更迭，但贯穿其中的中华文化与治理逻辑却是与汉唐一脉相承不曾改变的。

正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指出的，唐王朝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唐朝的这种农耕草原海洋为一体的大文明共同体形态，使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也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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