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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严文明在故乡湖南华容上高小，不久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华容城关。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中，老师上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故事讲的是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占领之前，法国老师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节法文课。严文明听得流泪。课后，学校疏散，回家途中，敌机已经飞到，在头顶盘旋扫射。他把课本装进陶罐，埋进后院一棵树下，跟随全家逃亡。

说起严文明的理论功力，一个典型例子是1981年发表的《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在这篇文章里，他为中国考古学留下了“龙山时代”这个命名。

最后，书编出来了，但没法用。这阵风过去后，他又独自花了两年时间，编写出一本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那是新中国第一本成体系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著。此后，严文明的考古研究和教学一直集中在新石器时代，这也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时期，他的关注点，将最终落脚于此。

2021年，石家河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石家河遗址考古，至今有一个做法被津津乐道：考古队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田野调查流程，成为此后聚落调查工作的蓝本。这次发掘，实则也是严文明聚落考古理念的实践。所谓聚落考古，是以整个原始聚落为研究对象，包括居住地点的环境、资源、经济、建筑、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揭示其中的社会形态，有人类学的色彩。而此前中国考古，一直偏重器物和文化史。

“严先生一直在思考大问题，”韩建业说，做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人很多，但能把全国范围内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东西说得比较清楚、通畅的人极少，“严先生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日本学者宫本一夫曾在严文明门下学习，他评价说，严文明在运用理论、总结归纳方面非常优秀，“至今无人能与其匹敌”。

去世后的讣告中，北京大学总结了他在考古学教育中贡献：北京大学考古学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领导者，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家和卓越的考古学教育家。

龙山文化得名于上世纪30年代，山东龙山出土城子崖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主要特征和标志物是黑灰色的陶器。后来，同时期发现黑陶的考古遗址越来越多，比照山东的龙山文化，各地陆续命名为中原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造成了混乱。

严文明1958年刚留校当老师，同年郭大顺正好进入北大考古系学习。郭大顺记得，那时严文明就很温和，直至晚年都依然如是。他的温和下藏着细心，郭大顺毕业后到辽宁工作，当时东北考古条件艰苦，严文明一直格外关心郭大顺，东北需要帮助，他从不推辞。编写牛河梁遗址考古报告时，郭大顺请严文明审读，严看得极其细致，意见写了满满五页纸。

苏秉琦晚年出版《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系统阐述了区系理论，此书由其学生郭大顺协助整理成型。郭大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人误解苏秉琦否认统一性，其实，区系类型的基础就是有机的统一体。“他们观点不完全一样，但不是完全相反，要具体去看。”郭大顺说。

对于老师苏秉琦的一些观点，严文明也不赞同。他坦诚说起过，比如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划为六个区系，他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没有一篇文章去驳斥，对老师不尊敬的，我绝对不会那样做。”他在《何以中国》纪录片摄制组的一次采访中说。

2007年，戴向明准备启动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考古。周家庄遗址所在的晋南是古代中原核心区域。他向严文明汇报了计划，严突然提醒他注意一个生僻的话题——戎狄。一般认为，西至甘肃、青海地区，北至黄土高原，才是戎狄活动的区域。这趟中原腹地的考古，为什么要关注戎狄？那时戴向明还不明白。

当时，他还没有提到聚落考古这个词。《姜寨》发表三年后，考古学者张光直从美国到中国讲学，系统介绍北美聚落考古方法，这个概念在中国考古界风行起来。而严文明数年前就开始了实践，领风气之先。“如果仅就聚落考古研究理念和方法来说，(张光直对北美聚落考古的介绍)并不及早前《姜寨村落》在学理上的贡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撰文指出。

“严先生的聚落考古研究，在中国是开创性的。”戴向明说，“《姜寨》那篇文章至今都是经典。”1981年，严文明发表《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以陕西临潼姜寨这个新石器时代最完整的聚落遗址为标本，实现他所构思的考古学理念之变。姜寨第一期发现了100多座房屋基址，严文明观察布局和形制，将其分为五群，每一群都有一座最大的房子，所有房子围绕着中心广场，房门都朝广场而开，四周有墓地、围沟、哨所、寨门，一座规整的原始社会公社重见天日。严文明推断，这些房子属于五个氏族，姜寨聚落由家族、氏族和胞族三级社会构成。

虽然一生身处学院，但他也曾当过很多发掘项目的考古领队，坐镇一线指挥。他的考古发掘生涯最重要的履历之一，当属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另一个例子，严文明晚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格局，又提出“三系统”的理论。但在著名的“重瓣花朵”掩映之下，这个理论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严文明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可以分为中原、东南、东北三个系统，划分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文化特征是鬲、鼎和筒形罐，鬲起源于中原，鼎起源于东南，筒形罐起源于东北。三大系统既独立发展，又有密切联系。

上世纪80年代，浙江余杭的良渚、辽宁建平的牛河梁、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安徽含山的凌家滩等遗址，纷纷有惊人发现出土。天门的石家河也露出了些许苗头。严文明推动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三方联合成立考古队，1987年至1992年，他担任石家河遗址考古总领队，寻找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晚期高等级文明。

“他不会正面发起一个论战，他后面会再写一篇更深刻的文章，如果你仔细琢磨的话，会发现他会对学术上的一些争论有所回应。”严文明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1987年严发表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就是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回答。

“三系统”想法从80年代萌芽，90年代提出，又经多次修改，2019年收录在文集中。不过，文章最终没有写完，郭大顺说，最后一部分只有提纲，但这个理论同样值得重视。

文章是一个叫“墙”的史官写的，青铜盘遂被命名为史墙盘。这并不是严文明最重要的一类考古发现，但充满了传奇性。那个上午，经由他的手，人们才知道了西周历史中一些从未被知晓的细节。

考古资料再多，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严文明始终没有忘记。这或许是他总能总结出大理论的原因。自始至终，严文明对中国考古学根本目标的认识基本没变，就是建立国史——通过考古资料，建立可靠的中国历史，认识中华文明。

有城，就有国。在连续发掘了多处遗址后，他派北大考古系两位年轻教师赵辉、张弛，对遗址群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勘探；1991年，他带领队员们再次找城。两次调查确认，这里果然有一座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城址，总面积达120 万平方米。此前发现的那些遗址，于是都有了具体身份：有的是宗教活动中心，有的是居民区，有的是墓地……石家河遗址群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社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严文明曾解释，他学过哲学，哲学上说，认识是从局部实践中来，最后进行概括，从低层次概括再到高层次概括。每种概括又可以回到实践检验，总是这么来来回回。所以他特别强调实际工作，总结的概念和认识要拿到实践中检验，“如果经不起检验，尽管说得好像很圆满，实际上你自己都不相信”。

严文明对每一个关注过的领域，几乎都做出过经典的理论贡献。最早，他研究仰韶文化，全面总结仰韶文化的分期、分区和划分类型等，出版的《仰韶文化研究》是国内研究仰韶文化的唯一一部个人专著。后来，他研究农业起源，从理论上解释为何稻作起源于长江流域。

中华文明是什么？严文明将目光投向渺远又苍茫、神秘又晦暗的上古岁月，陶片、玉器和断壁残垣里，有先民要说的话。他不断用这些实物的证据逼近谜底。从抗战烽火中走过，品尝过亡国恐惧的严文明，用一辈子去探索和解释中华文明。

比他小6岁、相识66年的考古学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说，严文明或许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大师的最后一人。在他身后，将浩如烟海且越积越多的考古发现，提炼成言简意赅的理论和见解，不知还有谁人。

考古中总有些无心插柳的奇遇。1976年，在陕西宝鸡庄白遗址，西北大学考古队挖出了一个西周窖藏坑，青铜器一个接一个出土。严文明去了一趟工地，看到一个裹满泥土的大青铜盘，依稀有字。他慢慢剔除泥土，出现四个字：“曰古文王”。他一惊：这是著史的语气。继续剔下去，一个上午，他揭开了整篇青铜铭文，洋洋洒洒284字。这是西周考古中发现的最长的一篇文章，记载着西周历史。

严文明则始终对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念兹在兹。他觉得即便是满天星斗，星座的亮度也不一样，他也提出一个比喻：重瓣花朵。各个区系是花瓣，但还是有一个花心，那就是中原。他认为早在史前时期，中国文化就基本形成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戴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严文明写自己的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对立观点，他不会专门批驳。因此，严文明的观点之别，从未上升到“争”。“和而不同。”戴向明说，他从严文明身上看到传统文人的气质。

在郭大顺眼中，这正是严文明概括能力的一次体现。“它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和命名，结束了各方各说各的、乱七八糟的状态，”郭大顺说，“他就是有这种综合的能力。”

严文明留校当老师时只有26岁，那是1958年。严文明接到一项任务，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学校要求突击编写一本《中国考古学》教材，他被安排编新石器时代部分。他初出茅庐，学问还没学到多少，更匪夷所思的是，他要带一批大二的学生一起编书，那些学生一天新石器时代考古都没学过。

怎么理解这些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呢？严文明在这篇文章中，提出“龙山时代”概念，整体指称那个时代在地域和特征上都有紧密联系的文化。在龙山时代，中华大地从野蛮过渡到文明，它上接仰韶时代，下接早期青铜时代，与中国历史中的夏商周贯通。从此，对中国史前时期的描绘变得异常清晰。

后来人们常说，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严文明有重大贡献，也是他一生致力的方向。这是一项恢弘的工作，要为几千年历史理出脉络。

严文明和苏秉琦的观点之别，事关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一直以来，中原是中华文化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发现时期，尤其是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等，动摇了中原中心论。苏秉琦提出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各自都有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理论。这个观点，后来被归纳为“满天星斗”说。

“以后越来越困难，但又必须得有这样的概括。应该通过纪念严先生，来好好总结老先生们形成的体系，考虑下一步怎么发展。”郭大顺说，跟很多其他学院里的学者一样，严文明将大多数精力用在了课堂和指导各地发掘，著述并不算多。

这门课成为很多学生记忆深刻的经典课程。多年以后，1987年入学的韩建业回忆道：“严文明先生讲上半部分，讲得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宿白先生讲下半部分，边讲边写边画，速度很快，字图俱佳，我可以把他说的几乎每个字都记下来。”

一年后分专业时，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找到他，动员他学考古专业，因为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也离不开科学。严文明听从了苏秉琦。此后他将用一生，叩问这片大地的前世。

这些大师级学者，往往有拨云见日的功力，理论总结和概括能力极强。如今，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广泛占有资料，再高度提炼概括，难度越来越高。而资料越多越需要总结，否则如入密林，一叶障目。郭大顺说，某种程度上，严文明是“最后一人”——既是这批理论奠基者中最后走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具有高度理论总结能力的学问家。

1980年代，考古学系主任宿白对副主任严文明说起一个想法。各时代考古学一直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就像铁路警察，一人守一段，但学生的整体认识被割裂了，宿白希望新开一门中国考古学通论。严文明很同意，问宿白，谁来教？宿白说，恐怕只好我们两个人抬，以后再由年轻人接棒。开课后，严文明教上段，到春秋战国为止；宿白教下段，从秦汉到元代。

严文明跟学生说过，不要因为他是老师，就赞成他的意见，如果他错了，学生们还是要反对。“学术是一步一步传下来的，对老先生的观点要有起码的尊重，但也不要机械地去学，承前还要启后，继往还要开来。”严文明说。

朋辈和学生们回忆起来，严文明从来都不是强势的人。他对学生非常耐心，他的学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想起老师，一个画面总是浮现出来。他1989年拜入严文明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时，严已经是系主任，事务繁忙，学生们有事请教，总是在夕阳西下时到传达室，先给他家里打个电话。严文明在家里等他们，趁晚饭时间跟他们谈谈，谈完饭都凉了。

在北大考古文博系，数十年来，几位著名学者各自镇守一方。吕遵谔教旧石器时代，严文明教新石器时代，邹衡领衔商周考古，俞伟超坐镇秦汉考古，魏晋至宋元考古由宿白执掌，再往前，则有裴文中、安志敏、郭宝钧、苏秉琦等老先生开宗立派，再加上社科院考古所的夏鼐、尹达、王仲殊、徐苹芳等老学者，他们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188足球旧版即时比分92岁的严文明，出生于1932年，从事考古71年。他担任过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去年被“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授予终身成就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考古学家。北京大学称，严文明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

此后几年，山西、陕西等地陆续有一些重大发现。2012年，陕西神木发现石峁古城，那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型城址。近年，陕西清涧的寨沟发现了规模媲美于商王陵的宏大晚商陵墓，当属戎狄活动区域。这些发现都表明，戎狄的发展程度和活跃区域，都远超传统认知。“严先生那么早就意识到，晋南与相邻的晋陕高原有密切关系。他可能一直在思考中原和少数民族的互动，认为晋南也是一个交融的地区。”戴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这些发现清晰地摆在面前时，他才领悟严文明当初的提醒。

而严文明意识到这一点时，这些重要遗址还在沉睡，只有一些零星发现。“这是一种‘捅破窗户纸’的能力，”戴向明说，“没有那么深厚的学术积累，没有非凡的洞察力，就捅不透。”

从1962年开始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到与宿白合作的“中国考古学通论”，1990年，他又专为本科生开设“考古学导论”。考古发现和资料不断增多，讲义也越来越厚，严文明的讲义变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初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等著作。这些课程，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基本就在他的这些课程中创立。

去年夏天，纪录片《何以中国》摄制组采访他，问起中国的起源。“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把中华文明推倒，”他挥了挥手，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

颠沛流离中，父亲从未让他放弃学业。学校恢复时，就送去上学，学校解散了，就到处读私塾，跟着长辈学古文。那真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时代，他常常在路边见到尸体。1953年，经历了破碎的求学生涯后，终于考上北大，第一志愿是物理，但最终被历史系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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