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嬴亚洲

以马来西亚的实例来说，从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当时的“文明冲突论”，马来西亚各界积极推动儒家和伊斯兰的文明对话，以学术研究和实际行动反驳“文明冲突”。现任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当时就和著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进行过伊斯兰教和儒家的文明对话，倡导文明对话和多元包容，推动两个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必嬴亚洲由中国人民大学等主办的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即将举行。将赴中国福建参会的马来西亚学者郑文泉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认为，儒学思想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依然可发挥重要的现实作用，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全球同理心对促进文明与文明间的包容、互鉴极富现实意义。

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就成立了孔子研究院，我也曾被邀请前往交流，至今一直和中国大陆的儒学界保持密切交流，也感受到近年来中国对儒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并与社会发展相结合。

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正深入、蓬勃发展，也为海外学者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以及推动华人传统文化传承、研究和跨文明交流的平台，具有相当的意义。(完)

比如，福建就很重视朱子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本次即将在南平举办的武夷论坛就着眼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对参加论坛，和中国学者交流充满期待。

时至今日，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学者和儒学者依然积极推动文明间的对话。比如，近年来，我和马来西亚伊斯兰科学会携手，进行古代马来文化的研究，探索马来文明“古典时期”的多重意涵及其与伊斯兰文明的关系，推动文明互鉴。相信这对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携手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郑文泉：我最近致力于研究儒家思想蕴含的全球文明同理心，此次提交的论文是《从全球文明同理心视角重释孟荀之争》。“同理心”课题在当前西方学术可说是“显学”之一，它大大改变了世人看待人性和世局的观点。如杰里米·里夫金指出，传统以人性为“好斗、物质、功利和自私”的观点已不时兴，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人类是一种具有同理心的物种；又如史蒂芬·平克所指，与其追问“为什么会有战争”或暴力，不如多问问“为什么会有和平”。“同理心”课题带来的不仅是人性论视角的转移，而且是移向更正面的人性论内涵与形象。

在我看来，从同理心的角度来看孟子、荀子之争，表现在如何“知”这个同理心之“性”上，由此有孟学与荀学不同的学问风格和进路。在孟、荀之间，应不存在当前西方学者对同理心的不同态度，中国的孟、荀之学与当前西方的同理心思潮与研究，是在同理心的同一光谱上。

郑文泉：首先，马来西亚华人普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尤其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儒学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中相对处于一个被忽视的地位。但还是有华文教育工作者，利用课外时间，向一代代年轻人传承和普及儒家经典。

福建漳州的陈淳是朱熹的门生，创立了北溪学派，北溪学派的传承影响后来又及于台湾。近年来，漳州也很注重对陈淳的研究、传承，令其成为串联海峡两岸儒学发展的重要桥梁。

我注意到，近年来，不但孔子的诞生地——山东成立了尼山世界儒学中心，推动儒学和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交流；中国各地也结合自身文明传承，推动对儒家诸子的研究。

中国的儒学者近年来对文本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对古籍文本的整理、校勘、注疏、辑佚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比如，我注意到，中国对荀子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对荀子著作的“化性起伪”的“性”“伪”二字的阐发和研究。

郑文泉，现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社会兼职包括马来西亚中文与哲学学科审查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儒学、东南亚学术与思想史、文明对话等。

我认为，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同理心和共情倡导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都可以基于同理心沟通、交流。正如《论语》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理心和共情可以促进文明的交流、包容，对文明互鉴有重大意义。

杰里米·里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书的中文版序中，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观察和理解。杰里米·里夫金认为，孔子的“恕”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描述了跟现代“同理心”同样的道德功用。最晚在孟子的时候，中国儒学已经提出了现代西方认知心理学和发育生物学才了解的“empathy”(同情、共情)或“同理心”现象，即“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之说。与今天西方世界的“同理心”认知相较，儒学的同理并不根基于人的“权利”而是“责任”观念，被同理的也不仅是人群而是整个宇宙万物，由此更具有生物圈意识。

我在接受华文教育、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接触到儒家的经典《论语》《易经》等，通过它们学习中文，进而了解到儒家基本思想，也自然而然产生对儒家思想的亲近感。长大后，我负笈中国台湾地区留学，导师也认为我个人的学术旨趣在哲学研究方向，因而我走上了儒学研究的道路。

我对古典儒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荀学和朱子学，朱子学方面又特别注意礼学，因为我发现朱子学既有学问的“理学”内容，也有与理学相匹配的实践之道“礼学”，这一部分在东南亚的传播更广、影响更大。中国同行对海外儒学感兴趣，我也因此写了几部书，包括《东南亚儒学》《东南亚朱子学史五论》《马来西亚近二百年儒家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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