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彩8

在号称宗教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教派允许自由发展，但在基督教一统天下、政治与宗教互为利用的历史背景下，其他宗教或教派、信仰团体难以被西方社会包容和接纳，基于宗教信仰中的服饰装扮、文化符号、习俗差异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歧视敌视心理一直存在。“我们是谁”，道出了西方主流社会对“我们”与“他们”在信仰和文化上的差异，由此描绘的文明冲突版图，偏离了人类对宗教的理解和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功能，关于文化与文明冲突的“趋势理论”强化了人类的差异观念，加深了不同文明对话的困难。

从历史上的政教关系来看，中华文明历来包容各外来宗教，强调在“天地君亲师”的尊从体系下，政主教从、各教并存。传统中国从未产生过像基督教会那样势力强大的教团组织，也几乎没发生过宗教战争，更没有因为宗教分歧而发生国土分裂。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能够在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民间社会的适应中得到发展。而在中世纪欧洲，各个封建邦国权力分散，罗马教廷凌驾在各国君主之上。东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一度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之后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基督教内部迅速分裂，不同教派信徒分裂成不同国家国民。民族国家的源头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背景就是天主教与新教的30年战争。天主教徒无法消灭新教徒，只能达成妥协，“在谁的土地，信谁的宗教”，把不同信仰的臣民送到其他国家去。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历史上西方民族国家是“一教一国”。

神彩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反映了我国民族工作发展变化的趋势，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工作需要，反映了各民族的迫切愿望，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性和人民群众主观选择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实践的有机统一。

所以，把西方人类学民族学搬到中国，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水土不服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基于历史视野、文明形态和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和智慧，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上，必将实现对西方民族理论和学术话语的全面超越。

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建构，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的。西方民族国家鼓吹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但实际上，全球现有 2000 到 5000 个族群，国家却只有 190 多个。世界所有国家几乎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真正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一族一国”，自己却从不这么搞；无论如何搞多元文化主义，也绝不会接受票决公投导致的国土分裂结果，这就是西方不承认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等公投结果的原因。在文明根性上，中西方属于两个不同赛道。西方民族国家脱胎于封建城邦国家体系，凸显一个“分”字，对外武力征服和对内强制同化是其文明特性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大一统”，追求一个“统”字，始终相信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我们没有种族主义痼疾而是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相互欣赏、美美与共；我们没有紧张的族群关系和族裔边界冲突，而是互助和谐的大家庭成员关系；我们没有民族划界和排斥歧视，而只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际社会长期探索和呼吁的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歧视、追求种族民族平等的理想，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和实现。

从中西社会结构不同来看，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以家国情怀为纽带，强调责任伦理，家与国相连，忠与孝相通，社会与国家相融，个人与集体相伴，忠孝节义四字体现着无限责任伦理。西方民族国家和社会结构运行强调以个体为本位，形成了“原子式”相互对立的社会，强调个体权利高于一切，国家只是个体缔约的产物，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是市民社会的对立面，是扮演有限责任的“守夜人”。西方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交织着教权至上、王权至上、个体至上、白人至上的矛盾张力与冲突过程，为社会政治关系、族裔交往关系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埋下隐患。西方社会在白人右翼主义思潮影响下，即便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极端个人主义、盲目排外观念下，也能制造出针对少数族裔、外来移民的重大血腥事件。

“大一统”政治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固，而在西方，无论希腊还是罗马，始终没孕育出“大一统”和共同体的政治文化。直至近代以来经历人类历史上血腥惨痛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反思教训，终于走上了促进经济一体化、建立欧洲共同体的道路。但限于政治上的冷战思维和假想敌情结，军事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同盟对外思路，使构建共同体的努力难免故步自封，难以主导人类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根子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服务于帝国殖民扩张与民族国家建构。从16世纪开始，西欧宗主国出于对殖民地统治的需要催生出民族学这个学科。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从一开始就以研究所谓的“野蛮人”为出发点，即非基督徒非白人的有色人种，以便控制少数族裔、维护殖民地宗主国的地位。他们建构了所谓的“普世文明”话语体系，在内部搞同质化的“民族大熔炉”，在外部则将殖民侵略美化为给“野蛮人”带去文明。二战后，种族主义声名狼藉，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再把少数族裔视为“野蛮人”，而是将其美化成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桃花源”，开始高喊“多元文化主义”。可几十年下来，多元文化主义又陷入困境。因为白人至上是刻在骨子里的傲慢，族裔优越更有其或隐或显的制度屏障。以族划界，历史族裔化、身份族裔化和族裔政治化，是西方族裔政治关系及其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无论是大拼盘式、马赛克式、大熔炉制度、同化制度或多元文化主义，都受到普遍质疑和批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始终坚持不以人种、宗教和地域来区分人群，更强调文化认同、社会和谐；始终坚持“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协和万邦”的理念。

比较中西国家观念，其历史演化和政治走向殊异。西方重军事征服和王国分立；中国重文化浸润和国家统一。2300多年前，中国从百国林立的春秋战国逐渐走向秦朝大一统；同期的希腊从极盛走向裂变。秦汉王朝定型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促进了各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巨大历史作用。同期的罗马帝国虽然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但只是完成了军事征服而没能实现政治文化统一。1600年前，中国经360多年的五胡入华与南北地方政权的据地而治，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不仅发展本区域的经济和文化，更致力于主动承继中华道统，以问鼎中原、遵从儒学为正统，各民族相互影响、广泛交往，不断演进形成了多族群交融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同期的西罗马遭受蛮族入侵之后，被打散成一大堆封建小邦国，即使后来出现过昙花一现的大国，但终究没能再聚合。

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代，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既重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制度和文化根基，不断凝聚最大公约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功走出一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伟大复兴道路；也顺应人类理性呼唤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求同存异，破解冲突，合作共赢，探索构建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广泛倡导和积极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中西差异尤其显著。西方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往往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少数族群的地位总体上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种族主义、白人至上在西方根深蒂固，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在阶层固化的社会中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在资本逻辑和金钱选举的民主中更缺乏话语权。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事务治理从来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重视实现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西方选举民主使多数欺凌少数，中国协商民主使少数得到尊重；西方选举民主让少数永远是少数，中国协商民主强调“一个也不能少”；西方民族国家是“你归你、我归我”的大拼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家庭。

西方民族国家对内以契约关系为主，对外以殖民征服为主，具有帝国殖民传统和基督教一元文明的排他性，或经济掠夺，或军事征服，建立起了奉行“丛林法则”的霸权逻辑和国际秩序。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即使在国力最强盛时，也没有对外进行过殖民扩张。即便是遭受列强入侵、战乱破坏、民族危亡，中国也没有像日本、德国那样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只有国家观，或所谓的“同质性”的盟友圈，而不讲天下观。当前的全球气候谈判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西方更看重本国利益而忽视人类共同利益。冷战思维之所以阴魂不散，就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只懂党同伐异，不懂求同存异。当西方只以自己帝国崛起之路来揣度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就很难理解和相信中国提出的和平共赢和全球发展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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