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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虽然不少职场人对“班味”耿耿于怀，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驱散或降低“班味”，可在传统的职场中要彻底消除它，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毕竟再热爱的工作，上班时间久了难免也会出现倦怠，何况正如作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所描述的，有不少工作甚至堪称“狗屁工作”。当一个人无法从所从事的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缺乏成就感，那为“班味”所累所困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职场中复杂的同事关系、微妙的上下级关系等，同样也是加重“班味”的重要肇因。

不选择上班同样可能拥有一段不错的职业阶段。只要有创意，有想法，总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精准需求和技术支撑条件。如果一味执着于职业的安稳，但又整天以“班味”太重为借口敷衍工作甚至消极怠工，那不仅难以获得他人同情、理解，这班也只会越上越没意思，最终自己也蹉跎了岁月。

首先来看工作意义。马克思曾经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可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工作已不再与上班画等号了，职业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人们对于工作的认知也在不断改变。过去如果想当一名出镜主持人或视频内容创作者，努力进电视台上班似乎是唯一途径，可随着视频、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主播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一个有影响力的主播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与创造的经济收益，有时甚至不亚于一家中等规模的电视台。

张嘉文：上班多多少少会有“班味”。如果用“班味”来指代工作的拘束感，那么两个因素产生重要影响，一个是你是不是在办公室工作，另一个是领导在不在边上。

在线娱乐“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有网友自嘲：即便上班打扮再精致，也挡不住浑身散发出的疲惫之感。“班味”究竟指怎样的“味道”？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如何调适自我，适应工作的节奏和压力？用人单位又该如何改善管理，为员工减轻非必要的职业负担？我们邀请了3位处于不同职业状态的年轻人，邀请他们聊聊对于“班味”的理解与感受。

几年前，我的一个好友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全职工作，聊起职场体验时，她和我说：“职场太难了。做得对，做得好的，都是应该的；错一点都是错，都不行。”我想了想，总结道：“所以，上班就是专门威胁人自尊水平的。”后来几年，我学习了一些关于职业生涯咨询的知识，亲身经历了职场，也见证了朋友们的一些“裸辞”和跳槽体验，很多次凑在一起吐槽过各自的老板，遇到挫折的时候也讲过“真情实感地上班要遭报应”这样的玩笑话。这些经历，都让我对“不想上班”这件事有了更真切的体验和更深入的理解。

周道吉：无论我之前上班，还是现在不上班，都是遵从内心的选择。刚辞职后大半年时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我会错峰出游，去之前没去过的地方，旅游旺季的时候就待在家里，看之前想看的书、电视剧和电影，这样的生活让自己的状态变好，但必须付出失去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代价。今年开始，我试图做一些能够灵活办公的工作，努力获得一份能养活自己的收入。

周道吉：我觉得我父母的“班味”也很明显，只是他们那一代人会觉得反正也不轻易换工作，那就既来之则安之，不会表达出来，甚至不去想它。90后、00后对于个性和自由的要求更加强烈，会把“班味”表达出来，而实际上它指向的情况一直存在。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发问：40%的工作没意义，那劳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一问，戳中了多少“打工人”的心。他犀利地将类似工作称为“狗屁工作”，这些工作不一定有多么辛苦或者低薪，而是工作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即使看起来可能光鲜亮丽，但是对世界其实毫无贡献，甚至让人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越忙碌，越空虚。

又到星期天晚上了，我的心情有一点低落。从上中学的时候开始，星期天晚上对我来说就是个不太开心的时间，因为一觉醒来，又要开始忙碌的生活。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在心里默默为“星期一要上课”而紧张的同伴们陆续进入职场，成为了用“星期一综合征”表达情绪的“打工人”。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也不例外。

张嘉文：“班味”是一种区别于不上班的人的气质。有一次，我在单位附近的巷子里遇到一位遛狗的阿姨，那条巷子只容一人通过，我本来想让阿姨先走，结果阿姨说你先走，“你们年轻人上班多紧张”。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一看就有“班味”。

网红主播自然不是人人都能当，可还有越来越多的新兴与小众职业可供选择。有专业修复受损玩偶的“玩偶医生”，有看似无厘头的“多肉寄养师”，有专业上门遛宠物的“遛狗师”，甚至还有只需睡觉就行的“酒店试睡员”。这些新兴职业的出现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细分催生了新的服务供给形式，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社会观念与认知的转变。

正如格雷伯所感慨的，关于工作效率提升能解放人类劳动的宏大叙事，虽然与个体经验不符，但因其逻辑缜密、声量巨大，往往会促使人们主动忽视自己的实际经验，甚至否定自身感受的正当性。

王小安：我本科和研究生在不同城市就读，游历过全国很多地方，也有过两段境外学习经历，因此去所谓的“远方”已经祛魅了。我追求稳定，追求人间烟火气，看重当下的幸福。当然，一开始我也不太适应公务员的工作，其实我也是跳出了原来的舒适圈，对自己的性格有了更多思考，看问题的视角更加多元了。

张嘉文：我之前住在离工作单位很远的郊区，大学里的导师知道以后，说了一句让我听完沉默很久的话：“千万不要让领导知道你住得远，否则就不好意思让你加班了。”我从理智上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情感上很难接受。他好像说出了一个潜规则：这个世界是以上班为中心的。我们单位有一个非物质的奖励，叫“表扬单”。我和一起入职的同事交流时，大家都认为这是领导在“画饼”。另外，我也不喜欢“官大一级压死人”，期待平等的职场环境。

王小安：要尽可能区分上班和下班的状态，不让工作中的焦虑影响生活。我身边有公务员朋友，半夜加完班以后还去蹦个迪。从个人经验来看，“找队友”和找工作一样重要，有足以相伴终身的人生伴侣，或者在生活中有足够好的朋友，能够分享两个人不同的人生经验，这样就容易从工作的阴霾中走出来，拥抱下班后的精彩生活，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周道吉：在我眼中，之前的不同状态都是重要经历，都构成了人生体验的一部分。我想先看看能不能靠自由职业完全养活自己，长期来说，如果有一个适合的工作，我随时愿意回去。但是，时代充满变化，只能见招拆招，不断调整自己。

凌晨两点半，我在加班中迎来了星期日。合上笔记本电脑，隐约想到明天就要开始新的一周，我整个人就像真空压缩袋里的被子，瘪瘪地瘫倒在椅子上。不禁自问：为了职场的无用工作牺牲周末和睡眠，如此辛苦奔忙到底有何意义？

最后，能够促进个体自我探索与意义追寻的工作确实可遇而不可求，如果我们意识到了工作对自身意义感与价值感的消耗，却一时间难以改变现状，不妨在工作之外给自己搭建一座“堡垒”。这可以是一项长期坚持的兴趣爱好，也可以是发展副业，甚至是酝酿转行。现实难免对我们的精神世界造成磨损，而亲自构建的独特意义可以让我们自得其乐，也有更多的耐心与活力去面对日复一日琐碎的工作与生活。

另外，我们还可以更多地在工作中表达善意。生而为人，我们对联结与归属感有本能的需求。尽管我们在同事面前大概不会像在朋友面前一样口无遮拦，但依然可以慷慨地表达赞美、感谢和共情，用温和的方式提出建设性意见，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日常娱乐活动。这样的善意或许并不能每次都得到积极的回应，但它可以增加我们结交“上班搭子”的概率，说不定能够改善上班的体验。

周道吉：在规定时间、规定场所做规定的事情，本身就违背了人的天性。只要上班，就一定会感觉到某些不舒适。从宏观角度看，一个社会“班味”的浓厚也与其经济发展有关，如果社会生产力水平支持高福利，那么就有可能减少“班味”。

我随机访谈了几位年轻人，他们的关注点都很具体而真实：通勤时间是不是太长，工作内容是否重复单调，上司是否日常批评下属多于肯定支持，工作任务是不是能有成就感，自己是否擅长岗位职责，当然还有薪资水平能否支持北漂生活……如果不能满足年轻人对理想工作的具体期待，工作的获得感和价值感就找不到扎实的落点。

周道吉：我当初辞职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讨厌上班的内容，而是觉得上班的性价比不够高，通过灵活工作也能够得到一笔差不多的收入，实现更加自由的状态。但我不会劝大家都离职不上班，因为离职解决不了职场中遇到的问题，甚至会在“上班－离职－又上班”的过程中陷入恶性循环。在我眼里，最关键的是做好自我调节，想清楚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培养健康的心态。

王小安：我的人生进度条走得很快，毕业以后很快结婚、生育，一年一个变化，每年都觉得自己成长很多。希望自己能保持下去，把上班和下班这两个剧本同时演好。

因为职业的原因，朋友们在工作中有情绪时，常常来找我聊天。我总是在听他们讲述职场经历时，想到“压力”与“危机”的概念。心理咨询所定义的“压力”，通常是个体能够用现有资源合理应对的，比如在平时八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偶尔高强度加班，而当“压力”大到应对资源和技能几乎耗竭的时候，比如连续半年以上的“996”，就会成为“危机”，会让人感到更强烈、持续的无力和无助。除了工作强度和时长，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加剧我们有关上班的压力。比如，严苛的末位淘汰制，可能会让员工感受到更大的不确定性并加剧焦虑；考核标准以及工作任务的频繁变化，也会迫使员工投入更多认知资源去适应新的情境；如果上级实施辱虐管理，比如嘲笑、辱骂、公开批评下级并且使用藐视性的语言，也会造成员工的困扰甚至心理创伤。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体验到了超负荷的压力、危机与创伤，当然会本能地想要躲开职场的环境。

劳动不仅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根本途径。无意义的工作岗位涌现、劳动时间无限延长，这两种现象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出现的，它违背了经济学的理性，也背离了思想家们的预言。

张嘉文：我乐意和不同的人交流，在银行网点工作恰恰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我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获得正向的反馈。因为银行的薪酬与个人业绩直接挂钩，这也给我带来分配的公平感。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与人交流过于频繁，甚至一天要打100多个电话，导致非工作时间的社交欲望大大降低，更想一个人待着。

职场有时压得人喘不上气，“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理想很丰满，但大多数人还是得上班。不过，身为“打工人”的我们倒也可以做些事情，让自己舒服一点。比如，在压力与危机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练习来帮助我们神经系统的活动，进而促进我们的情绪调节。具体可行的措施，包括每天十几分钟的深呼吸或者正念冥想练习，这可以在午休时间让我们放松一下，也可以晚间促进睡眠。除此之外，每天3到5次短时间的高强度有氧运动，也可以暂时解除大脑的“警报”，比如每天上班之前、午休时间，以及下班之后分别进行一到两分钟的快速高抬腿或者开合跳练习，速度要尽量快，感到喘不上气的时候就可以停下来。当我们被工作任务追着跑的时候，这带给神经系统的刺激，类似于我们的祖先被野兽追着跑的情境，而高强度的有氧练习可以很好地模拟“为了逃命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生理过程，当我们忽然停下来时，神经系统也会随着心率减慢而放松下来，从而有效促进压力释放。

王小安：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人情世故。在基层工作，如果不处理好人际关系，在哪里遇到问题都会触礁。我建议“让子弹飞一会儿”，多向内求一点，逐渐参悟职场的门道。

当然，“班味”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上班。如果不上班，“班味”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上班基本就是工作的代名词，拥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就意味着要在一个好单位上班，无论是受制于职业形态的有限或世俗观念的规劝，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往往第一选择是去上班。

然后再来看劳动时间。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人类的工作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而休假的时间将会大幅延长。这种本质属于“科技取代劳动”的预言至今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声音，并发展为对劳动力就业的担忧。但事实上，这与当前的现实环境和社会大众的个体经验仍然存在不小的错位。这种预言，也许代表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前瞻性和希望感，但是对于理解我们当下的真实生活却无甚帮助。

周道吉：“班味”这个词难以给出清晰定义，可以指代上班给人带来的一切不舒适感。我在创业公司工作时，黑眼圈很重，脸色也不是很好。辞职以后，原来的同事看到我就说“气色真好”，对比之下他们的气色确实不如我。我觉得上班有一种让人“异化”的感觉，整个人的状态会比较疲惫，情绪和心理都不在健康状态。

对抗“班味”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成效几何当然因人而异。只是，我们在这场征程中不妨另辟蹊径，在不堪“班味”困扰，而又无法彻底摆脱它的时候，改变打法不与“班味”正面交锋，其自然也就没有了击败和折磨我们的机会。

可以说，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电商行业的发展，固定工作场所、与领导同事面对面、严格考勤上下班打卡等传统工作中的种种范式都正在被打破。只要通网，足不出户也可以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关键是这样的工作没有或甚少有“班味”，从业者能主导自己的时间和安排。新技术的加持让“新造的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也让它们有了甚至比传统工作更高的经济收益与吸引力。

事实上，无意义和过度劳动的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泛化的社会事实。放眼世界，劳动时间增长、企业降本增效、个人休闲被挤压和异化、社会竞争加剧，整体大环境生产着焦虑感和危机感。再看看周围的普通人，不少人抱怨自己终日忙碌加班却仍感到庸碌无为，到头来离自我价值的实现渐行渐远。

张嘉文：我本科学的是商科，当时老师会介绍一些管理学案例，其中就有一些企业允许员工自主调整上班时间和地点，实现灵活上班。大城市的上班族经常坐地铁通勤，地铁就是“班味”非常浓的交通工具，因为它跟上班一样，要求高速且准点。如果地铁因为特殊原因误点，大家就会很焦虑，因为要被挨骂要扣钱了。现在我搬到了离单位很近的地方，下班走路就能回家，感觉从“班味”里部分解放了出来。

王小安：我在基层街道工作，同事们大多数都住在附近小区，有的只要走路5分钟、10分钟就到家了。一般年轻同事经常加班，而且大家都是自愿加班，因为组织提倡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情怀。

王小安：“班味”表达了一种被规训感，对于上级给出的要求，只能服从和接受，甚至提问就意味着冒犯。很多人说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眼神很清澈，这是因为学校允许学生多元发展，包容年轻人的个性。在职场，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都要遵循一套规则，现在大家不是流行说“局里局气”的穿搭吗？“和别人太不一样”则可能成为人家针对的靶子。

“班味”其实也是座围城，正在体验着的人往往想逃离，同时也有大量初出校园的年轻人或长久散漫惯了的人想靠近。在工作已不再与上班画等号的年代，逃离或感受“班味”其实都没有太高门槛，关键还在于个人的选择与职业规划、期待。无论选择了哪种工作形态，职业生涯要出彩、要成功，要创造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价值，都需要有干一行爱一行的执念，否则即便逃离了“班味”，人生依然可能面临百般愁滋味。

张嘉文：我们单位员工的流动性非常高，新员工都要去一线网点，以后能不能回到分行部门要看后续竞聘结果，很多人第一年就撑不住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至少待满5年的合同期限，获得理想的收入水平。

我们不妨尝试像格雷伯一样回归个体的现实生命经验，在指责年轻人“躺平”“佛系”“摸鱼”之前，先了解一下：新一代职场人面对的是什么性质的工作？一份工作除了赚钱，还有其他价值吗？如果一份工作让人感到没有价值感，又如何指望从业者爱岗敬业、全情投入？

另外，工业社会的发展也让生产过程的分工更加精细化，进而使上班族生活碎片化。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却很难看到自己对更大的系统所造成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在工作中更难找到意义。如果反馈周期比较长，这种无意义感可能会更加清晰和强烈。然而，人类有追寻意义的本能，并且渴望在对意义的追寻中获得自我的独特性，进而获得自我认同。有时候我们并非反感上班，只是相比于上班，我们更加迫切地想要探寻人生的意义，并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归根结底，年轻人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希望工作带来的剥夺感大于获得感。一份合理的工作，应当让人觉得有尊严，不过分侵扰你的休闲时间和私人生活；应当有价值，让你在每天醒来时可以找到奔赴的自驱力。意义感要么来自工作，要么来自工作之外的生活。前者需要工作本身可以提供使命感、支持自我实现、创造社会联结，后者则需要职场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工作权益，合理限制工作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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