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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应用更体现在兵团农机发展的方方面面。李斌说：“农场农户购买的播种机、收割机应用北斗导航系统，能进行无人驾驶作业；农场的高标准农田实现智能滴灌、远程监管；物联网水肥一体化设备、无人机飞防等也实现应用。”

从普通农用拖拉机、大中型农用拖拉机，到巨大的联合收割机、番茄采收机，还有一排排播种机、施肥机、植保无人机……记者来到农场农机户杨发英家的小院，只见铁皮棚下停满了各式农机。

2014年后，靠着国家农机补贴的政策支持，杨发英几乎每年会购入新的大拖拉机、采棉机、番茄采收机……她家的铁皮棚下，农机越来越多、机型越来越大、马力越来越强、作用越来越广。

“比如，杨发英家以前的农机，很多是进口货，现在他们可以买到高性价比的国产高端采棉机、大型拖拉机等。”李斌介绍，共青团农场农业机械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85%。五家渠市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采棉机，一台约有10万个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93%。兵团企业生产的农机畅销20多个省份，还销往国际市场。

4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正值春耕时节，高大的拖拉机带动着六行播种机作业。一台农机一天就能播完几百亩地，机械化农业取代了曾经的“人拉爬犁”。

李斌是共青团农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2014年以来，农场的农机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如今，1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从75台增长到170台，价值超过百万元的农机已经有36台。农机马力数的增长，让很多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成为可能，兵团农作物的质量水平也在提升。”已经从事16年农机工作的李斌，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

“农机丰富了，服务半径也更大。一开始只能干5公里内的活儿，后来延伸到周边的呼图壁县、吉木萨尔县，甚至还去过五六百公里外的塔城地区等更远的地方。”杨发英说，这两天，丈夫李爱波正驾驶农机在和田地区策勒县提供服务。

杨发英家农机的变化，印证着这些年兵团农机发展的步伐。截至去年底，兵团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47万台、采棉机3574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95%。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智能化，逐渐成为当地发展的鲜明特色之一。

在小院的铁皮棚下，杨发英看着这台如今已锈迹斑斑的老拖拉机，回想起当年的场景：“背上不少外债，才买回这台拖拉机，还有播种机、打埂机、中耕机等配套机具。”

据介绍，过去10年，兵团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当前，随着越来越多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兵团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升，农机装备产业结构布局将进一步完善，激发企业研发生产高端先进农机具的积极性，推动农业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报记者 蒋云龙)

在农场，和李威良一样返乡务农的年轻人已经有50多人，大家时常联系、互相支持。“我们这批年轻人最常交流的，就是农机发展的信息。”李威良说。

拿出厚厚一摞登记证书，杨发英告诉记者：从2004年购买第一台大中型拖拉机到现在，家里一共有23台拖拉机、2台番茄采收机、8台采棉机，以及多台播种机、打药机、施肥机等。

168计划软件农机越来越多、机型越来越大、马力越来越强、作用越来越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农机户杨发英家“仓库”的变化，印证着兵团农机发展的步伐。截至去年底，兵团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95%，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智能化，逐渐成为当地发展的鲜明特色之一。

“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能吃二两土。”刚回去时，李威良要学要干的有很多，“跟机子、扛管子、播种子，晚上拿出手机一看，一天步数能有好几万。”拖拉机、收割机、采棉机……家里五花八门的农机，他也要逐个学着用。

“以前种地，地里几十号人都忙不过来，干得还慢。有了拖拉机，一人开着在前面播种，两个人跟在后面查漏补缺，种植户一亩地能省一半多工钱。”杨发英说。

机器刚运回来，农场的种植户们就抢着租用，杨发英两口子根本忙不过来。“打一米田埂1角钱，播种一亩13元。春耕时节，早晨6点下地，要一直忙到夜里12点。”杨发英说，那一年赶上了农业机械化的春风，两口子挣到了钱。

回老家的第一个春耕季结束后，原本肤色白皙的李威良就被晒得黝黑。除了学习家里已有的农机，他还琢磨着要“学一些新东西、试一些新路子”。“我发现无人机挺火，就买来做植保。一路试错摸索，已经用到第五台，基本掌握了技术要领。”谈起自己走过的弯路，李威良虽有点不好意思，但仍然满怀信心，“我还在招聘飞手做无人机施肥、打药，现在市场好得很。”

“老人好强了一辈子，没欠过债。他担心我们欠债还不上。但我们分析了当时农户发展急需农机的情况，‘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杨发英说，两口子手头没有多少钱，而当时能买到的铁牛—600型号拖拉机，一台要5.38万元。

“回来是好事，将来怎么干农业，该他们年轻人拿主意了。”杨发英说，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自己这辈人在挑选、使用一些智能农机时，已经有些吃力。

麦苗青青，李威良站在田埂上操作无人机。1999年出生的他，从小没干过农活，在北京上完大学后，又在上海找了份不错的工作。2019年底，他对比了两边的收入和发展前景，和母亲杨发英反复商量后，决定回到老家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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