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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环宙：自17世纪以来，大运河就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活跃通道。它不仅运输着全国各地的物资至京城，还吸引了众多西方人士，包括外国使节、传教士、商人、探险家等，通过这条水路深入了解中国。比如，马可·波罗在元代沿着运河生活多年，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生动描绘了沿线城市的繁荣景象，让欧洲人对东方充满了向往。

纵观世界，如日本富士山、美国自由女神像、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德国莱茵河中上游河谷等文化遗产点，他们作为旅游胜地，在更高层面对所在国家形象的建构起到历史性和当代性作用。我们同样应当思考大运河如何引领中国形象闪耀世界。从大运河的历史形象变迁、大运河文化基因、历史上的大运河游记记载等资料来看，大运河天然地具备建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基因。其温和、联通、开放等文化特质符合文明自信大国形象的内在需求，可以赋予中国国家形象以新的内涵和落脚点。

张环宙：在杭州，比较同样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西湖，其富有东方韵味的美学理念和历史底蕴，对于西方人也许并不那么直观易懂。而大运河以其在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作用，更容易在国际，尤其是在欧洲获得广泛认可和引发学术兴趣。比如，大运河早就被纳入德国等国家的教材中，成为研究工程奇迹和历史文化交流的重要案例。正因其特征超越了纯粹的自然景观评价，触及科学技术、历史发展和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更易于在全球化语境中获得共鸣和重视。

在游览过程中，国际游客不仅被动接受信息，更主动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和传播，他们的评价和感知因此富含了更多元、包容的元素，这正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价值”理念——共同价值不是预先设定的、统一的标准，而是在实际的文化交往中不断协商、生成的。

大运河还是古代新罗、日本等国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关键路径，如新罗人在运河边建立“新罗坊”，日本僧侣通过大运河深入中国腹地求法学习。

此前，我们团队聚焦京杭大运河苏州古运河段，探讨了其作为运河文化活态传承窗口和旅游吸引力的国际体现。我们发现，正因为大运河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所以游览大运河的国际游客不仅仅在看风景，更是在体验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当地居民在运河边洗衣服、晒衣服、乘凉、钓鱼、打扫等日常生活场景构成了国际游客凝视的对象。真实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游览过程中和谐的主客互动，是大运河的独特吸引力，是国际游客运河体验的亮点。

当国际游客从他们的国家来到这里，往往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和预期。但在大运河边，这些预期经常会被打破和重组。比如，他们会发现，这里的“古老中国”并不是他们想象中停滞不变的，而是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的。他们通过微观层面的动态体验——比如在游船上的全方位感受和中观层面的文化交流——与不同地方和文化的深度互动，不仅体验了大运河的自然美和工程奇观，更参与了一场跨文化的对话。

nba直播(jrs无插件)今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正式启动五周年。6月17日，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暨2024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活动在杭州举行。大运河为何是中外共通的“符号”？如何汇聚力量向世界讲好大运河的故事？近日，中新社专访浙江外国语学院校长、大运河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张环宙。

希望通过鼓励国际游客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体验和感知大运河，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协商，使大运河成为展示中华文化自信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大运河作为一条活生生的交流大动脉，不仅承载了货物的流通，更促进了知识、信仰和技术的互鉴，书写了人类文明交流史上辉煌的篇章。

张环宙：在马可·波罗的笔下，杭州是河湖交错、桥梁密布的水城，城中有一万二千座桥梁横跨在大小河渠之上。这些桥梁不仅实用，而且设计巧妙，高大的拱桥下可通行船只，车马则在桥面上顺畅行驶。对大运河，马可·波罗特别强调了它作为城市交通和商业命脉的重要性，描述了它如何穿城而过，将杭州与外界紧密相连。

张环宙：国际旅游是讲好中国故事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目前在中国的世界遗产中，大运河的外国游客到访率偏低，这直接阻碍着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国际传播。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汇聚沿线智慧，共同挖掘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构建起一套基于东西方“共同价值”的遗产价值评判标准，并以此规划更国际化的文化旅游产品。

我曾经接待来自巴拿马运河的客人。他们发现，中国大运河不仅仅是交通廊道，更是文化通道。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颗粒度之密集，保护和传承利用之水平，都令他们印象深刻，所以非常希望能够加强合作交流。

除了旅游产品的规划，服务设施的完善，旅游人才的培养，我们特别要鼓励运河沿线居民参与其中，讲述丰富、多元、有趣的在地运河故事，让运河居民成为“旅游形象大使”、运河历史文化的传播者。促进和谐的主客互动，才能让游客体验原住民生活的真实性。

中新社记者：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沿大运河南下游历中国，和杭州及大运河结下不解之缘，这对当时和现在的世界有何影响？

他的记述如同一幅幅流动的历史画卷，跨越时空，让后人得以窥见那个时代杭州的繁荣景象和大运河作为文化走廊的独特魅力，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案例，深刻影响了当时乃至现今世界对东方文明的认知与理解。他将杭州的水道和桥梁与威尼斯的水城风光相提并论，同时强调了杭州大运河在规模、功能以及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方面的独特性，超越了简单的类比，开启东西方城市文化比较的新视野。如今，马可·波罗的记述继续激发着国际游客的兴趣，吸引他们通过对大运河及其周边生活方式的亲身体验，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探索和珍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

宋代，印刷技术的发达使得大量书籍，如《大藏经》等通过大运河出海；同时，西方的科学知识，如天文学在明代也随利玛窦等传教士沿着大运河在中国传播，促进科技和文化的双向交流。

张环宙，现任浙江外国语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大运河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长期深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文旅融合发展与规划等领域。

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与贸易因运河而更加蓬勃。明清时期，苏州等地的洋货店销售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显示了运河对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运河沿线管理机构的建立，如宋代的市舶司，不仅规范了国际贸易，还体现了对外国使节和商人的热情接待，如高丽亭馆的设立，反映了运河在官方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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