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计划

艾克拜尔·米吉提记得，1982年，编辑部到云南昆明办笔会，三四十名成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作家。其中有一名佤族女青年，叫董秀英，她当时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拉祜语播音员，此前没写过小说。笔会要求每位成员交一篇“作业”，但临近笔会结束，董秀英还未交出作品。艾克拜尔作为责任编辑，问她：“你的作品呢？”她哇的一声哭起来，说：“我写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写。”

董秀英开始回忆，她说自己七八岁的时候，和小男孩们一起在河边玩，因为没有衣服穿，只能光着身子。她幻想着，“如果从河里漂来一条筒裙该有多好，我就能穿在身上了”。

1973年的春天，在新疆伊犁伊宁县插队的艾克拜尔·米吉提接待前来采风的王蒙等人。见到这位大作家，19岁的艾克拜尔萌生了当作家的梦想。1978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这篇处女作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一届评委包括茅盾、巴金、冰心等著名作家、评论家。1980年3月，艾克拜尔去北京领奖，这个26岁的文坛新人，与茹志鹃、王蒙、刘心武、冯骥才等获奖者一道，迎来了文学的春天。

大发计划根据新疆作家李娟散文作品改编的剧集《我的阿勒泰》5月10日迎来大结局。剧集收官第二天，艾克拜尔·米吉提在朋友圈转发了最后一集里的两幕场景：一幕是巴太的嫂子托肯告诉巴太，公公苏力坦已答应自己改嫁，她将带着两个孩子去城里生活；另一幕是苏力坦和小儿子巴太和解，让孩子们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两段表演中，演员都是用哈萨克语交流。“从语言学角度很精彩。”艾克拜尔·米吉提评论道。

退休后，艾克拜尔·米吉提仍不遗余力地参加各种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及民族团结的活动，同时，他也将重心转回了写作和翻译。不久前，他的新书《巡山——艾克拜尔·米吉提生态文学作品集》正式出版，书中收录数十部小说、散文。从新书里短篇小说《巡山》的“老岩羊”，到最新小说《瀚海》中的“野骆驼”，这些故事远离都市生活，甚至有几分奇幻色彩，但艾克拜尔说，创作灵感其实都来自朋友讲述的真实故事。故事背后，是他对生命与自然的观察、记录和思考。(完)(《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

今年3月28日，著名作家马识途去世。艾克拜尔·米吉提撰文回忆十年前《中国作家·影视》版参与将马识途作品改编为影视剧本的往事，当时他与编剧们赴四川成都登门拜访马老，“剧本呼之欲出”。无奈影视创作不似文学创作，一个人、一支笔便能完成。艾克拜尔叹道：“影视产品是工业化生产，一旦资金不到位，就什么都做不了。”

另一次是1983年在贵阳花溪举办的笔会，成员里有一位名叫石尚竹的水族女青年，她跟笔会里的其他成员说，自己可能待不到笔会结束，因为她丈夫不愿意她离家太久。果不其然，没过几天，石尚竹的丈夫发来电报称孩子病了，催她赶紧回家。“她离开那天，下着瓢泼大雨，她哭得满脸泪水，走之前交给我一篇稿子，发在了《民族文学》上。”艾克拜尔说，“后来她的诗作《竹叶声声》获得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听说石尚竹老家的县委、县政府和县妇联为庆祝她载誉而归，在她家门口连放了三天鞭炮。”

作为一位资深的哈萨克族作家、翻译家，以及在社交平台“5G冲浪”并拥有20万“粉丝”的博主，艾克拜尔·米吉提没有错过《我的阿勒泰》这一波文化热点。他没有第一时间追剧，因为近期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刚刚过去的4月，他在北京过完70岁生日，第二天在某高校作了一场文学讲座，接着参加2024年全国电影工作会、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之后飞赴四川绵阳与90岁的王蒙相聚，分享在新疆的“文学岁月”……

多写细节，这是1980年在北京获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期间，王蒙给艾克拜尔的建议——民族风格不是靠民谚体现的，要用细节。艾克拜尔由此“彻悟了写小说和体现民族风格关键所在”，也将这“受用一生”的宝贵经验传授给了更多新人作者。

但直到那次笔会结束，董秀英的文稿都没有改完。艾克拜尔回到北京后，根据对方讲过的细节进行润色。最后，这篇作品发表在《民族文学》上，成了佤族的第一篇小说，董秀英也成了佤族文学史上第一位书面文学作家。“后来她知道怎么捕捉生活、提炼细节了，越写越好，写出了很有影响力的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等作品。”艾克拜尔说。

在文学刊物的编辑岗位上，艾克拜尔·米吉提致力于推举新人作者，让更多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被“看见”。任《中国作家》主编时，他创办了影视版。“当时全国没有一个发剧本的刊物。我们发的影视剧本中，有20多部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对方很快就交来了几页稿纸。“我一看，写得像新闻报道。”艾克拜尔告诉她，小说是情节的艺术，情节要靠细节织就，要通过细节来描绘人物，再通过人物的命运来编织故事——这才叫小说。“比如那天有没有太阳？阳光照在水面上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云？河边有什么植物？水的波纹怎么样？……要把这些细节写出来。”

“我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做铺垫。”他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同民族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民族只有口头文学，没有书面文学。而书面文学的发展和教育程度有关。1950年代，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到1980年代，普及教育的成效开始在民族文学领域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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