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25

被骗钱的事已经过去一年左右，曾月真还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靳东”的视频，内容和过往吸引她的一样，依旧是一张“靳东”的照片，背景音乐配着以“姐姐”开头的一段话。她还是会关注，只是不敢再留言，只能默默点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呀！”

“姐姐这个是公益活动，做公益没名字的。”“东来也”说，参与这项活动不需要签合同，“弟弟给你担保”，参与活动可以通过支付宝转账，也可以使用微信转账。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发来一张有明显P图痕迹的身份证，随后撤回。为了证明其可信度，“东来也”通过微信打来视频，靳东那张模糊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有声音在说，“姐姐，你看到了吗？”但画面中的口型却不一致。

2023年，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发来私信，声称自己就是明星“靳东”。“靳东”每天一口一个“姐姐”地叫，曾月真逐渐心软，陆续给“靳东”转去多个小额红包，并在直播间里打赏，支持他“在全国各地办厂”。

丈夫因病去世两年多了，长夜漫漫，她总是失眠。躺在宿舍的床上，韩宁梦唯一的娱乐就是刷短视频。在上面和“靳东”聊了两年多，韩宁梦也被要求投资打款。她从来不敢转账，顶多在假“靳东”号的直播间里，听着“靳东”的男声唱着歌，以几元钱的形式打赏。

韩宁梦至今仍沉浸于“靳东”的直播间。今年五十多岁的她，独自一人在河北燕郊打工，餐馆包吃包住，一月四千元的工资。在餐馆里，从早到晚都有同事陪韩宁梦聊天。但等到最后一只碗洗干净，一天的忙碌就结束了。

这一案件的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法院最终判刑时，考虑到其专门针对中老年女性实施诈骗，诈骗方式简单，却造成较恶劣的社会影响。最终，对主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实刑，其余被告人因是从犯，被判处缓刑。

事实上，尽管假“靳东”骗局并不鲜见，但此类账号从未杜绝。在短视频平台，新京报记者便曾收到类似视频推送。一名用户还从评论发起私信，声称自己是“靳东”，要记者花5000元投资其公益项目。

离婚后，刘佩玲拿着丈夫给的数十万元，独自在上海租房住。每天两点一线，在工作单位和住处往来，谁也不知道她平时在做什么。张劲之悄悄关注着母亲的社交平台，通过她发布的短视频，了解她的生活动态。

谢海涛与主犯会见时，了解到案情经过。主犯王某燕和另外两个女孩之前同在另一家诈骗公司任职，做的就是在短视频App上冒用明星身份骗取钱财。她们学习了这类诈骗模式之后，出来单干。

针对此类假“靳东”现象，靳东工作室曾发声明称涉事账号是假冒，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的靳东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表示，应研究治理短视频、直播平台野蛮生长引发的问题。

母子关系变得微妙，从儿子查手机那一刻起，“靳东”“恋爱”等相关词语，就成了家里的敏感词。刘佩玲变得格外警惕，她不让任何人触碰她的手机，去洗澡时，哪怕手机没电了，都要将两个手机一同带进浴室里充电。

去年在网上认识了“靳东”之后，曾月真陆续给“靳东”转发小额红包，还在直播间里打赏，金额很快累计至上千。她觉得不对劲，直接将其微信删去。直到年末，律师谢海涛找上门来，说要替被告人进行退赔，而警方也找到曾月真进行调查，她这才明白，天天叫自己“姐姐”的这个人，的确是假冒“靳东”的人。

谢海涛觉得，短视频平台从不限流，反而还助推此类账号推送。根据《民法典》以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相关规定，王洁说，网络平台应该遵守行业监管规定，履行电信网络诈骗风险防控责任。网络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曾月真喜欢靳东一身正气的样子，她看过不少靳东演的电视剧，他饰演的角色总是彬彬有礼，与女生保持着礼貌的距离，像个绅士一样照顾人，在女主角危难时刻总能挺身而出。近两三年，曾月真总爱在短视频平台刷“靳东”的视频，有时点赞，有时评论。

“他也说喜欢你吗？”“你们聊到哪一步了？”想起账号底下密密麻麻的中老年女性的评论，韩宁梦问得吞吞吐吐。她和“靳东”每天都聊，那些“姐姐，我想你了”之类的字眼，她实在不好意思向第三个人吐露，只是痴痴地笑，“你也谈过恋爱，你不懂吗？”

“你为什么要像对助理那样对我呢？”假“靳东”这样问道，他希望对面这位姐姐再给他打点钱。在假“靳东”案中，这样的聊天记录数不胜数，假“靳东”称呼着对面的粉丝“姐姐”，用暧昧的话语吸引对方掏钱。

至于会面，则是无限期的“画饼”。作为神秘的大明星，他可以一会儿在北京，一会儿在俄罗斯，所有的接触被推后，“以后会去上海跟你见面的。”

接下来，就是暧昧和确认“恋爱”关系。她们的速度往往非常快。在这个案子里，有老人只是在评论区夸“靳东唱得真好”，便收到了私信，对方顶着“靳东”的名义提出恋爱邀约，11月13日老人收到消息，11月15日便答应了对方。

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陶琛怡是本案的法官，他说，类似假“靳东”围猎中老年女性的案件已经不是首次发生，这些犯罪团伙利用名人崇拜心理、社交平台的算法和推送机制，以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伺机骗取钱财。

王某燕曾交代，在平台上，她们通过搜索“靳东”，去查找一些关联用户并关注。这些人往往是女性，年龄在40岁至65岁之间。她们通常不会在聊天中直接承认自己就是明星，但对方问起来，也不否认，只说我是弟弟。有时候，她们还会时不时说几句“去拍戏”“赶通告”的话，将人设做实。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陶琛怡是本案的法官，他说，除了话术，业务员还会从网上下载一些男性的语音条，以坐实自己的男性身份。

但刘佩玲说什么都不信，一旦有人提及，就会情绪非常激动。钱被儿子控制住了，刘佩玲就找母亲要钱。儿子去报了警，刘佩玲还赶紧跟“靳东”报了信。只是此时，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两个人的掌控范围。谢海涛说，主犯想把钱退回来，但由于刘佩玲的银行卡已经被锁定，钱两次都没有成功退回。

退赔的19万元被张劲之牢牢掌握，他害怕母亲越陷越深，将金钱挥霍一空，甚至打起房产的主意。他最担心的是母亲丢失了自己最纯粹的感情，但又无能为力，毕竟母亲仍在沉溺。

网上也有人发来私信，说想跟她处对象。但曾月真点开账号一看，上了年纪的男人，皮肤和衣角一同耷拉着，“看起来邋里邋遢”。像这样的消息，曾月真直接不回。她也曾经理会过，有河南的男人私信曾月真，曾月真要求他来到上海，在公园里当面聊聊，对她而言，交朋友这种事，非得亲自看上一眼才行。

与传统的冒充名人诈骗差异较大的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处理的这起案件，较为清楚地揭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是团伙或者犯罪集团作案。王洁说，当下的诈骗犯罪集团采用公司化操作，涉及的产业链长，产业链上环节多，一个人基本不可能完成全部犯罪行为，其所需要的犯罪人多。此案有8名被告人被判处刑罚就是例证。传统冒充名人诈骗多是单独实施、面对面实施，其所需要的共同犯罪人较少，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小。

年过七十的曾月真，同样是这起假“靳东”案的受害者。与刘佩玲不同，跟“靳东”交过朋友这件事，始终是曾月真的秘密，除了警察和她自己，谁都不知道。她的生活照旧，除了去公园，就是独自待在家里刷短视频。

让中老年人不被网络“信息茧房”围猎，需要帮助他们多种渠道实现社交需求，特别是拓展线下社交，王洁说，“附近”也应该属于中老年人，让他们更多地走近现实生活，而不是被困虚拟世界，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努力。

王洁提议，一方面，公众应该提高网络素养，提升验证网络信息真伪的能力。在通过网络实施转账行为时，更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核验，这包括咨询亲属、朋友等。

“实际上老年人是很缺爱的，她们(犯罪嫌疑人)对这些老年人比她们儿女都关心得多。”谢海涛说，身处其中的老人未必不能认出这是在诈骗，甚至有些老年人知道这就是假“靳东”，但是喜欢这种情绪价值。他发现，这些被害人都是精神上较为空虚的老年人，有的人是丧偶多年，有的人是长期分居。而犯罪嫌疑人也曾坦言，自己给的情绪价值越多，能收到的钱也越多。

陶琛怡说，近年来，假冒名人或明星进行诈骗的犯罪屡见不鲜，类似假“靳东”围猎中老年女性的案例已经不是首次发生，这些犯罪团伙的手法非常相似，利用名人崇拜心理、社交平台的算法和推送机制，以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伺机实施犯罪骗取钱财。

在同一个县城，有好多起类似的诈骗正在进行。或许是担忧其他人来分一杯羹，这起案件中，假冒“靳东”的被告人还曾在聊天记录里指导老人称，“你不能乱加人，我真是为你担忧。”为此，还为彼此的相见拟定了一个暗号：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小傻瓜。

在张劲之心中，一切远没有结束。根据他的计算，在警方立案之前，母亲差不多为假“靳东”花了50万元，但最终在那个案子里，只有19万被立案和退赔。经过侦查，其余钱款是被其他诈骗团伙骗去的，目前尚未处理。

有时候他们也通电话，但都是女孩子接的。没有人怀疑过，谢海涛说，“靳东”作为明星，与普通人有一定的距离，这些被告人声称自己是经纪人、助理，老人家也就信了。假“靳东”寄来不少红酒和贵妇膏，声称是礼物，但这些都不是免费的，刘佩玲就付出了19万元。

新京报记者连续多日在发布靳东视频的账号底下评论后，一位名为“东来也”的用户从评论发起私信，他的头像是“靳东”的照片，声称自己是“靳东”，他会在私信里关心“姐姐”吃饭没，说声早安。

2024年1月23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对假冒演员“靳东”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指使其他7名被告人假冒身份，虚构事实，多次骗取他人财物，8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事实上，在这起案件的假“靳东”背后，是8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女子。她们有的是亲戚朋友，有的是打麻将时认识的，有的是在沙滩上卖游泳圈为生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其中最年轻的，是一名出生于2003年的女生。

一位名叫“东弟思念你”的用户在一个视频里写道，“亲爱的宝，你是我最关心的人。”下面贴着一串数字，是“弟弟”的微信。“东弟在等你”“东东弟”一类的账号，则在短视频里诉说一大段情话，随后穿插“皇后牌片仔癀珍珠霜”“俄罗斯进口奶粉”等商品，引导大家下单。

同样保守着这个秘密的，还有家住北京的程小雨。她对此讳莫如深，一直很想把被骗的钱要回来，但她更害怕这件事被孩子们知道了。她压低声音催促，“家人都在旁边，不要再说这件事了，他们都不知道，知道了得大闹一场！”

但张劲之每次去探望母亲时，还是会伺机而动。每一个假“靳东”他都不会放过，看到转账记录或微信号，张劲之都偷偷拍下来，以便将来取证。

没有任何凭证，但谢海涛还是根据转账记录，对曾月真进行了退赔。在人民公园里，曾月真拿着失而复得的几千元，悄悄恢复了以往的生活，她没有告诉任何子女，她有时表现得无所畏惧，“我花我自己的钱，谁能有意见？”

然而骗局仍在发生。新京报记者发现，短视频平台上此类视频仍在更新。无一例外，他们的名字里含“东”，视频画面是“靳东”，而背景音乐里男声喊着“姐姐”，说着情话，评论区里大量粉丝对“东弟”嘘寒问暖。

“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刘佩玲的儿子张劲之透露，母亲还有钱款被其他假冒“靳东”的账号骗去。更让他担忧的是，母亲仍然沉溺其中，和其他假冒“靳东”的账号谈着恋爱。

要钱的借口很多，比如在俄罗斯拍戏摔断了腿，又或是在外地办厂缺少资金。成天被嘘寒问暖的中老年女性，往往大方送上钱财。谢海涛说，每位受害人都被要求转账，有老人不会，在聊天记录里说，“靳东弟弟教我，你还过多少时间再教我。”两个人互相称呼对方为宝贝，有时假“靳东”还会问，“你为什么只请我喝奶茶，请我吃饭好不好，为什么要跟助理一样？”

而正是她们的耻于开口，让案件调查和反诈科普变得更难。王洁说，对于受害的中老年人而言，既有财产损失，更有精神损害，部分还会引发家庭纠纷、自杀等社会问题。受害人数多，参与犯罪的人群广，对社会稳定也会造成严重影响。

彩2561岁的刘佩玲和丈夫离婚后，独自租住在上海。拿着每月三千多元的退休金，她仍闲不下来，找了一份工作，每天除了去上班，就是对着手机和“靳东”聊天。

时间久了，就连亲戚都觉得刘佩玲不太对劲，有人告诉张劲之，他母亲告诉大家，自己认识了“靳东”和“马云”，还和“靳东”谈起了恋爱。张劲之说，所有人的逻辑都是清晰的，“一个明星，年纪又小，长得又帅，又有钱，他跟你谈恋爱，他图什么呢？”

曾月真和丈夫曾经十分恩爱，两个人在新疆工作时自由恋爱，彼此贴心地走过了很多岁月。丧偶后，她曾独居过一段时间，后来便跟着子女们住，帮忙照看孙辈。一晃丈夫去世近20年，看到别人成双成对，曾月真偶尔还是会难过。现实生活里，有朋友为曾月真牵线搭桥，但最终都没能成。

张劲之看过聊天记录，两个人说话暧昧，“什么老公、老婆、宝贝，姐姐吃饭了吗？”就像谈恋爱一样相处。母亲几乎天天更新自己的短视频账号，有时就是自己上班路上随手一拍，有时是自己随着音乐跳舞，有时是和假“靳东”账号的“合拍”，两个人共同出现在一张屏幕上，刘佩玲对“靳东”说的话一一回应。

她坦言自己贪恋假“靳东”给的关怀，一个人在外久了，韩宁梦有时会想起《我的前半生》里的“靳东”，每当女主角身处困境，他总能不经意间化解一切，这种遮风挡雨的形象，在她的生活里并不存在。

加入粉丝团往往是第一步，这需要支付100元到200元不等的入团费。接下来，她们还会让这些中老年女性购买链接商品，比如贵妇膏、洗面奶、红酒，如果升级当合伙人，还能成为这些商品的代理商，从而分款。谢海涛搜过，这些产品质量很难保证，比如一个贵妇膏在1688网站只卖10元，但在有的平台就卖300元，差价很大。

陶琛怡有多年审判经验，在他看来，假冒娱乐明星、假冒政府高官等身份，骗取受害人财物的并不少见，与“杀猪盘”等案件相比，这个案子难度不大。引发他思考的是，随着网络日益普及，人们线上交流日益普遍，“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规定，专门针对高仿号？”他说，比如说平台是否可以加强审核那些使用名人头像和资料的用户。

“东来也”以工作忙和经纪公司规定为由，拒绝了记者发起的语音通话和视频通话的请求，说“除非参加咱们的公益活动”。据“东来也”介绍，这个项目需要投钱，项目介绍是一段文字，“这个活动是帮扶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残疾人群、贫困儿童教育等，是由政府主导监管，我们20多个一线明星各自带一百名粉丝参加公益活动，活动期限20天。参加5000，每天就有500收入。收益产生于我的影视传媒公司。参加者需要从收益拿出20%做公益。其余全部返还参与者。”

平台早已关注到此类仿冒账号。2022年8月9日，快手关于仿冒账号的治理公告称，平台发现，部分账号存在冒充他人身份吸引流量、恶意涨粉甚至变现获利的情况。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处罚28万个仿冒账号。

但曾月真很快醒悟，与“靳东”断绝联系。她曾经被理财骗局骗去十几万元，有过经验。“靳东”寄来的不少小礼物——洗发水、红酒、贵妇膏，包装劣质，曾月真从来没有用过，最终全都丢了。

在这个案件中，也有受害者像曾月真一样怀疑过“靳东”的真实性。主犯的代理律师谢海涛看过卷宗，他说，有被害人提出质疑，“说你们把我的钱骗去了，然后就不理我。”受到怀疑，对方就会发来一张“靳东”的身份证照片。

“本案中的这些中老年女性，就是想通过网络实现社交需求，只是没有意识到她遭遇的是网络诈骗集团操控的‘情感诈骗’，或者说是‘杀猪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治所副所长王洁长期从事反电信网络诈骗的研究，他说，“情感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每个人都有情感需求，只不过需求的量有所不同，有的情感需求量较少，有的情感需求量较多。”部分中老年女性借助网络，可以较为便利地通过网络实现社交需求。

孙辈们长大成人，曾月真的生活突然清闲了。她学着用智能手机，将一些生活片段发在网上，一些同龄的姐妹与她互相点赞和关注。若是聊起来，几个老姐妹就一同去附近的公园里玩，有时一起唱唱歌，有时就只是坐在长椅上聊天。

一对一私聊里的“吃饭了没”“想你了”，让谢海涛觉得“像是杀猪盘”。他有时觉得手段低劣，仅仅是将个人信息设置得跟“靳东”本人一模一样，一张“靳东”的照片和一曲男生唱的歌，“姐姐，联系我的电话号码，我是东弟，或者瑞瑞”，年轻人一眼识破，但老年人却无法判断。

随后，她们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名为电商企业，实是诈骗公司。她们分工明确，王某燕担任公司的老板，主要负责给员工发钱、记账；高某负责考勤、管理业务员等工作；蔡某参与教授部分成员诈骗话术等；此外，还有负责与网友沟通的业务员李某、林某等人。第一个月所有人的工资都是底薪，往后就不给底薪了，给诈骗提成，也就是总金额的25%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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