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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认为，先贤的思想并不深奥，他们讲的都是日用常行之道，所谓“道不远人”，就是“下学上达”的思想。这也为我们用朱子的思想“化民成俗”提供了启示。

朱杰人：朱子学让我最受益的一点是改变了我的气质。我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年轻时脾气火爆，朱子的书读多了，性格也变得温和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有时候还是会发火、会失态。我认为，读朱子的书，不能做“外科大夫”，拿把手术刀老给别人“开刀”，要对自己“开刀”，学以为己，切己体贴，才能真正把朱子学学好、学到手。

同时，朱子所讲求的“求放心”也对全球治理大有裨益。朱子在给君主讲学时告诫道，如果君主的心没有在儒学正确的轨道上面，就治理不好国家。故国家的混乱都是领导者的“心不正”造成的，而当下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是由一些国家的领导者和政客们“心不正”所带来的。

日本有很多虔诚的朱子学学者，论著十分丰富。比如，朱子认为15岁以下应该读“小学”，学做人的基本道理，故撰《小学》。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本书，但在日本，专门研究这本书的著作就有几十种。《小学》教人做人的道理、讲基本的行为规范和规矩，受到日本人重视。

朱杰人：孔子的原始儒学，很少关注宇宙本源与人性本源这两个问题，这并非孔子不重视，而是时代交给他的“任务”是“治国平天下”，故他无暇顾及。例如对待鬼神，孔子言“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待生死，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没有解决的问题，给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留出了巨大的思想与理论空间。所谓“轮回”，所谓“天堂地狱”，所谓“空”，很轻易地就俘获了一般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思想，因此唐宋以来很多知识分子都信奉佛教。到了宋代，“北宋五子”中，除“二程”程颢、程颐外，其余“三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的哲学思想，均或多或少受到佛教影响。

朱杰人：朱子的学说主要依靠僧侣的往来向东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僧侣相当于“留学生”的角色。朱子的学说从总体上培养和训练了中国人思辨的思维方式，他自己的著述则是充满着思辨的理论光辉，这一点很容易被佛教僧侣所接受，便将大量朱子的著作带回本国。

但向世界讲述朱子故事，也面临一定的困难。美国有位教授讲过，朱子学是一副良药，可以治西方的现代病。但美国研究朱子学的主要力量是高校学者，民间对朱子学几乎不了解。欧洲大概也是这样的状况。西方传播基督教有教堂等场所，但国外没有一个合适的场所去传播朱子学。且朱子学学问十分深厚，其论著篇幅的宏大以及古汉语的翻译困难，也为朱子学在西方的传播带来一定影响。

朱杰人：可以说朱子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孔子。当年武夷山在申请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时，当地向来到武夷山的联合国专家介绍朱子与朱子学，但专家们听不懂。有一位日本专家就问，你们讲的是不是朱熹？得到肯定答复后，日本专家说原来你们讲的是“后孔子”。可见这一称号在海外是得到认同的。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朱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代表性人物，海内外的认识是一致的。

斗球tv直播app下载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被尊称为“朱子”。朱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为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子学在许多国家也有影响力。

朱杰人：可以从朱子的兼容并蓄方面发力，这对于当下的国际传播仍具有一种方法论的启示。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前代、同期，朱子学把当时不同类别、不同时代的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吸纳进去。朱子对于外来文化不是盲目排斥的，而是有选择地把对方的长处学过来，其中的错误观点则不接受。台湾一位学者专门研究《四书章句集注》，发现朱子引用其当代人注释注解就有四十多人。

对于国家而言，“存天理”的意义，在于倡导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国家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能以一国的私欲绑架和危害世界。

朱杰人：朱子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一直被批判，实际上人们对这句话存在误解。这里的“人欲”并非指人正常的生理和生活中的欲望，而是指过度的、违背天理的欲望，是贪婪、占有、自私等观念。朱子认为，世界上有个客观的“天理”，但是人一旦被私欲蒙蔽、污染，就会作恶，违背了这个“天理”，所以要“存天理”。

韩国学者在朱子学研究方面作出很多贡献。在朝鲜王朝时期，朱子学被明确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韩国的书院很多，主要就是读朱子的书。韩国学者在朱子学研究的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国学者做得好，比如专门研究“四端七情”等。

当年我儿子去美国留学，送他一本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我说这本书你每天都要读，这是中国人的“圣经”。我告诉他，读朱子的书能受益终身。(完)

朱子为何在西方被称为“第二孔子”？如何向世界讲好朱子的故事？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出席首届武夷论坛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朱杰人，予以阐释。

朱杰人：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将中国的儒学介绍到西方去。但人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传教士们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儒学时，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人们只知道传教士将儒学思想传播到了西方，却不知道传教士在读儒学经典的时候，一定离不开朱子的解释。因为没有朱子的解释，传教士很难深入理解儒学原典。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所接受的中国儒学，实际上是经过朱子重新阐释和改造过的儒学，即所谓的“理学”。只有经过朱子这座“桥梁”，西方人才能进入儒学思想之中。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紫阳书院、考亭书院山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朱熹第二十九代孙。主要研究领域：古典文献学、经学、朱子学。多年从事朱子及朱子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是该领域的权威。其领衔主编的《朱子全书》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面对这些困难，我赞同《礼记》中的一句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文化并不是想走出去就能走出去的，还需要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我觉得在这方面，古人恐怕比我们想得更深一点。

朱子本人早年也是一位佛教徒，他参加乡试时写的文章就是用佛教的理论来写的，还得了第一。直到中了进士，见到了李侗，他才认识到儒学才是中华民族的正宗思想，立志要为捍卫中华本土思想文化的主体性而奋斗。经过不懈努力，他构建了一个可以和佛教平等对话的独立的、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

中国人强调个人内心的成长、变化，而这一点是要通过“做工夫”才能够实现。朱子讲了很多“工夫论”的道理，这个方面是外国哲学所不具备的。外国哲学是向外的，但中国人的哲学除了对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内——对自我的修养与修炼。而这就需要“做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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